仰先贤先忧后乐，知因变报国育才
——学习范仲淹的教育实践有感
胡加龙[1]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开明、文化尤其发达的朝代。处在北宋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高瞻远瞩，身体力行，积极推动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兴办官学，培植英才，为北宋的振兴做出了举世公认的突出贡献。学习范仲淹的教育实践与人生追求，体悟其对传统教育思想与理论既继承又创造、因变灵活的实践智慧，传承其“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对于在新时代推进人民教育事业，实现教育的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复兴中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范仲淹教育实践的简单回顾
在教育上，范仲淹首先是一位实践家。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27岁，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初涉官场，他就修建校舍，延请教师，兴办州学。1049-1050年（皇祐元年、二年）61-62岁，徙知杭州，不顾身患重疾，仍上表请求扩建杭州州学。可以说，范仲淹的教育实践贯穿了一生中为国效命的各个时段。1040年（康定元年），范仲淹知延州（治所在今陕西西安），身处与西夏斗争的前线，戎马倥偬之际，他没有放下教育，而是坚持建起了嘉岭书院。至于1043-1044年（庆历三年、四年），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更是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兴学运动。⑴重视教育，兴办教育，是范仲淹一生念兹在兹的永恒主题。
为什么要重视教育、兴办教育？范仲淹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 ⑵他把兴办教育，培育人才，看成是治国理政的优先事项、重要事务。“宗经”，就是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研修，把儒家经典看作具有最高价值的教育内容；为学的根本在于“六经”，“六经”是一切法度、礼制、道德、训育、智慧之源泉。教育的落脚点，在于培育英才——胸怀大道、能够担负治国理政大任的精英人才，这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教育任务。重教、兴教，是为了培育英才。范仲淹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看待人才问题，看待教育问题，可谓站位高远，重点突出，切中关键。
对于重教、兴教的重要性，范仲淹在回溯历史经验教训、寻求破解现实困境的过程中的体认非常深刻。范仲淹发现，夏商周“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⑶开明盛世的出现正是兴学育才结出的硕果；而五代以来“文庠不振，师道久缺；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⑷忽视教育，抛弃儒家经典，轻视教化，因而人心不古，政治混乱，世风颓败，这个历史教训相当沉重。范仲淹痛感，大宋开国之初，注重科举，而忽视教育；文化教育事业的荒废，导致官员队伍素质的低劣；而冗官滥吏，昏庸无耻，已经催生农民起义和兵变不断发生的恶果，大宋江山前途堪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于是积极提倡兴办教育。在主政朝廷、推进改革之际，范仲淹更是力推改革科举、振兴官学，由此官学开始摆脱对科举的附庸地位，强化了学校的育人功能，扩大了学校教育的规模，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拯救时弊，给北宋王朝固根基，续命脉。
如何举办教育？循着古人开辟的道路，范仲淹却从不僵化泥古。范仲淹十分注意因时而化、与时俱进。他以儒家经典教育为立德树人的基本依托，在推行政治教化的同时，又积极提倡军事教育、医学教育，以培育政治、军事、医学等多方面的英才，满足抵御边患、巩固国防并增进官、军乃至平民的福祉的现实需要，自觉地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并对熙宁以后各种专科学校的发展起了铺垫和促进的作用。范仲淹主持了庆历兴学，之后才有了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元丰兴学，再后才有了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北宋王朝终于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发展起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范仲淹精通对传统教育的因变（即继承创新）取舍之道，从而完成了对北宋教育的开创性工作，居功至伟。
重视教育，历史上不乏先例。不过，像范仲淹这样，以一介布衣之微跻身官场，无论职务如何变化，无论地位如何起伏，无论得意于朝堂还是落魄于江湖，始终如一地呼吁重视教育，始终如一地兴办教育，却是前无古人。兴办官学，报效国家；又兴办义学，教养子弟。于国于家，各有贡献，且遗泽久远，历史上罕有其匹。
重视师资，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不过，像范仲淹这样，不只物色、延揽大儒名师主持教育工作，不只引领、扶助大儒名师健康成长，还能关注教法，推广大儒胡瑗创造的“苏湖教法”，甚至还亲登讲台、沉浸课堂，这些也堪称前无古人。
也许，在教育理论上，范仲淹没有留下太多具有独创性的论述，但是，范仲淹却洞悉治国兴教的因变之理，以前无古人的实践壮举昭示着我们，去思考其中富于智慧哲理、富于生命活力的精髓。
（二）范仲淹教育实践的启示
在简要回顾了范仲淹的教育实践之后，再来谈几点体会。
纵向上与前代人物相比，横向上与同时代人物相比，钟情教育的范仲淹为什么显得那么“能”？
范仲淹“能”自何来？
范仲淹自幼丧父，孤儿寡母难以立足，母亲只得携其改嫁朱门，委曲求生。在母亲教育下，少年范仲淹养成穷不失志的品格，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范仲淹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毅然离家求学，发愤苦读，立志恢复范姓，赓续家族的荣光。物质生活上的贫寒，人生际遇上的转折，使他的心志屡受砥砺，使他的筋骨饱经磨练。在艰难困苦中他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增长了深厚的学养与非凡的才干。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学校。“生于忧患”，范仲淹的成长历史，印证了儒家大师孟子关于英才成长的著名论断。
范仲淹“能”自何来？
从青年时代开始，在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濡染下，范仲淹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在崇高理想的指引之下，范仲淹的主观能动性出来了，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了，处穷求变的锐气、因时而化的智慧、与时俱进的勇气，不断地激发出来了。
范仲淹的教育实践，还留给我们哪些思考？
比如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因与变。范仲淹继承、运用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来有效地解决北宋当下的教育问题，是不是证明了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的顽强生命力？以非凡的智慧，使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获得当代活力、实现当代价值，是否也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创新？理论本身的创新，虽然自有其价值，但是，理论真正的生命力应该源于实践、回馈于实践。学习好、继承好、发扬好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最终应该面向现实，植根于现实广袤的大地。西方哲人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事实证明，传统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一旦植入现实生活的沃土，是完全可以老树伸展新枝，增添喜人春色的。
比如英才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先贤孟子的人生三大快乐之一。范仲淹兴办学校，也希望得英才而教育之。得英才而教育之，更是当今教育界不少同仁难以割舍的一个心结。传统的英才教育思想要不要变一变呢？
试看，当代教育领域的种种“卷象”，比如每年招生为“掐尖”抢生源，比如中考、高考为“拔尖”搞题海，苦心孤诣，消耗大量的时间、资源，是不是这个英才教育的心结在作祟呢？
同仁们可能忽视了孟子老先生的另一个睿智的论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你看，时代变了，我们的思想行为要不要顺应时代之变而变呢？面对新的时代之问、新的时代之困，我们要不要有应答的思考、解困的作为呢？试想，封建皇权时代，需要精英阶层支持、维护皇权的运行，于是英才教育思想应运而生；而在当代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当下我们要实现事关全体中国人民尊严与福祉的“中国梦”，仅仅培养少数英才、仅仅依靠少数英才能行吗？当你把目光聚焦在少数英才身上的时候，对于绝大部分普通学子来说，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本来是多种多样的。一只手掌，五根指头长短各异，抓、举、捏、摸、点、夹……种种操作，协调自如。如果你非要把五根指头弄成一样的长短，其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你非要认定那根大拇指才是英才，于是只重视那一只大拇指的成长，到末了，这样的一只手还能做到抓、举、捏、摸、点、夹……种种操作都协调自如吗？
退一步讲，就算需要培养英才，你依靠“题海战术”，真的能够培养出英才吗？有一位在生物化学领域深耕三十年的曹教授，已经带过六届研究生。他招收研究生，只对本科阶段似乎并不“杰出”的学生感兴趣。他说：“我需要的是拥有发散性思维的年轻人，我希望我的接班人是那种生活随性、思维跳脱、稍带任性的人。也就是说，他本科的成绩中当然要有很多的A。可是偶尔有两个C，我们才会感兴趣。” （5）曹教授青睐的这类学生，能够用“题海战术”培养出来吗？能够用“一二一，齐步走”的僵化课堂培养出来吗？如果是那样做，其结果恐怕恰恰会适得其反吧。
比如言传身教。言传与身教，相比之下，言传易行，身教难能。范仲淹为师，“为促使学子们敦品力学，不独重言教，尤重身教；甚至不独日间与诸生共修习，夜间亦与诸生同作息；更且时予监督、严予考核”。（6）苏州府学初创，范仲淹礼聘胡瑗主持教务，胡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7）为了扭转新生们大多不知谨守学规的混乱局面，范仲淹毅然送长子纯祐入学，以作示范；纯祐在学生群体里年龄最小，却能遵行父亲教诲，严格执行学规，努力向学，由此带动了优良学风的形成，苏州府学也一跃成为办学的标杆，引领北宋府学教育走上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之路。而范仲淹以自身、自家子弟率先垂范，靠的是能严于自律的底气，靠的是大公无私的坦荡胸怀。在此，本人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读高中时的恩师洪远富校长，当时，学校条件简陋，师资力量不足，学校依据新生入学成绩分出快、中、慢三个层次不同的班级，推行分层教学，洪校长作为一把手领导，居然把亲生女儿放到学业水平垫底的慢班；而为了让离校较远的学习苗子能就近读书，洪校长跑遍学校周边一二里的人家，物色可以借宿的地方，结果，我和丁同学就先后住过两户农家。快班后来出了不少大学生，而慢班的学生只能回家继承务农的祖业。在当代中国，像洪老校长这样出以公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他们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对国家走向富强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殊为贵重。自古及今，热爱教育、奉献教育的前贤先辈们，他们襟怀博大，高风亮节，总是让人感佩，令人追怀，催人奋发。
今天，我们重温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就是为着中华文化能够薪火相传，为着在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自觉推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
孙中山先生说过，一个人要努力去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这句话活像是给范仲淹的写真。范仲淹初一生都在努力做大事。例如，初为海陵西溪盐官，范仲淹人微言轻，可是他却因盐务而思及海防工程，倡修海防大堤；海堤修成，结果民安业兴，地方稳定发展，海陵百姓感恩戴德。
“做大事”，是理想与事业的导向；“做大官”是名与利的导向：二者的格局和品位不可同日而语。真正伟大的事业，必定关系着亿万人的福祉，也离不开亿万人为之齐心协力，不懈奋斗，不登临成功的绝顶决不罢休。自然，一个人际遇有所不同，力量大小各异，你可能做不了伟大事业的引领者、擘画者、领导者，但是，谁能妨碍你去做伟大事业的拥护者、襄助者、促进者，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身处新时代，真正伟大的事业是什么？是实现中华民族延续了百年之久的中国梦。作为教育工作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科教兴国的既定国策，就是我们最切身的伟大事业。因此，唤醒我们的主人翁意识，树立我们高度的自豪感，激发我们潜藏的创造力，确保这个伟大事业能够顺利推进，蓬勃发展，不断收获喜人的新成果。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宏大事业，我们一定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收获不凡的荣耀。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给我们以豁达与自信。功兴之日，我用之日；功成之时，我成之时。身逢新时代，每一位怀着爱国心、事业情的炎黄儿女，都有奉献的机会、奋斗的舞台，也都有神圣的使命、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局视野，可以拓开宽广的舞台；使命意识，必然催生牢固的担当；大我的荣耀，终将激发不竭的伟力。
[参考文献]
（1）刘经华：范仲淹对宋代教育事业的贡献附范仲淹兴学活动大事年表.范仲淹研究文集（三）
p103
（2）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上）p208.凤凰出版社2004.1版
（3）范仲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范仲淹全集（上）p379.凤凰出版社2004.1版
（4）明前茶：偶尔有两个C.微信号“清溪舟上人”.转引自《报刊文摘》2024年3月4日第3版
（5）汤承业：论范仲淹之重师道与弘儒学. 范仲淹研究文集（三）p73
（6）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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