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开启中国公益教育之源的

伟大教育家

黄建南  苏丽丽[1]

一篇《岳阳楼记》，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领略了先忧后乐的博大情怀，于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一场庆历新政，在中国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于是后人都知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一段御夏守边的不凡经历，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关于“小范老子”的佳话，于是我们还明白他是一位才干卓越的军事家。可是，也许大家尚不清楚，他还是一位开启中国公益教育之源的伟大的教育家。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即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卒于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字希文，为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范仲淹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他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权位相当于副宰相。西夏元昊谋反，他以龙图阁直学士与陕西经略副使身份御夏守边，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徭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完全实现，自己也因次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谥号“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而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深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成为千古传唱的佳句，这也是他一生爱国的真实写照。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耀异彩的精神财富。被誉为“第一流人物”[2]！

一、范仲淹重视教育之源起

要探究范仲淹教育思想的源起，必先了解其人生轨迹，首先要从他苦难的少年时代经历、出仕后对族众及底层民众的关爱，以及对北宋初期时局的忧思等方面予以考察。

（一）苦难少年

北宋端拱二年（989），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其祖父和父亲为苏州人，故其籍贯为苏州。到他两岁时父亲病故，家贫无依，其母遂改嫁山东淄州朱氏。范仲淹随母亲入朱家，改姓朱，名朱悦。少年时代的范仲淹的读书生活十分艰辛，他将薄粥冷凝成块，划分而食，将盐齑（咸菜）切成碎末，每顿吃一点，他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昼夜不息”勤奋读书。历史上把这段事迹称为“断齑划粥”。

二十三岁的时候，在长白山澧泉寺修僧苦读的范仲淹，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并且知道自己还是晚唐丞相范履冰的后裔。他便慨然离开朱家与母亲，孤身一人进入当时的四大书院之首——南都学舍，即应天府（今河南开封）书院学习；并发誓学业不成决不回来面见母亲。在应天府书院期间，范仲淹苦学自励，终于在二十六岁时中进士，从而进入仕途。翌年，迎接母亲同住伺奉，二十九岁恢复范姓。

较之于后来出将入相的荣华富贵，范仲淹少年时代的苦难经历，才是他后来重视教育，设义庄、办义学的原动力。然在其长期的苦学历程中所受之影响，当亦对其志操的培养及益趋坚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据载，当范仲淹于弱冠之年中进士之后，曾前往拜谒谏议大夫姜遵，受到姜遵的礼遇：

范仲淹……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进士），曾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3]

而在应天府书院学习期间，书院创办人戚同文对范仲淹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戚同文本是一个崇尚信义，对救济宗族闾里贫困者尽心尽力之人；他的思想和作为，自然会影响其弟子范仲淹。

据此可知，姜遵的礼遇与戚同文的影响，让范仲淹意识到了一般士子求学的不易，而作为前辈如能提携后进，必将有益于其学识的养成。这对他日后重视教育尤其是贫民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教化族众

2007年6月，在苏州市人民路范庄前32号范仲淹祖宅灵芝坊遗址（今苏州市景范中学校园内），出土了两块宋代石碑。经专家考证认定：其中一块残碑制作于北宋元丰、元祐年间，正面文字记录的是范仲淹梦见族人生活艰难，因此萌生捐祖宅创办范氏义庄的经过，背面为当时范氏义庄全景图局部。另一块完整的石碑制作于南宋时代，此碑正面记述了南宋时范氏后人购买吴县长洲一带土地作为义田，以每年地租收入作为义庄经费来源一事，反面记录每块田地边界起讫。两块碑刻笔迹清晰优美、图案细致生动。它们是范氏义庄土地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碑刻！

如果说一个简单的梦就让范仲淹萌生了创办义庄的念头不免失之信实，那么他的同时代人并有着亦师亦友关系的富弼在其《范文正公墓志铭》中所记载的则更显真实可信了：

“（范）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遣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好义庄，以聚疏属。”[4]

宋代人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也记载，范仲淹曾对其诸子弟说：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观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矣。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以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 [5]

南宋著名学者牟巘也在其专文《范文正公义学记》中写道：

“……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为其宗族者，宅于斯，学于斯，所耕者义田，所由者义路，何适不宜，嘉遗后人，可谓笃至……”[6]

虽然从现在所见的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范仲淹于设义庄后于何时办义学，在宋仁宗皇佑二年（1052年）范仲淹所亲手制订的《（义庄）初定规矩》中也尚未见有义学的论列。但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其子范纯仁修订的《续订规矩》中，却有了有关义学的明确规定，原有三项，其中两项与教育有关。由此可知，范仲淹设义庄办义学这两项义举是密不可分的：设义庄是为了“活”族，办义学则是为了教化族众。而据史料记载，义学的教化对象也不仅是范氏宗族弟子，还有许多外族的贫寒子弟。

（三）忧患时局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北宋开国至仁宗庆历年间，已有八十多年，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冗官、冗兵、冗费的存在，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宋王朝陷入了“积弱”“积贫”的困境之中。所谓“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贼横炽。”[7]对此，范仲淹“深为国家忧，”主张实行政治改革来摆脱危机，认为“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通变，则成长久之业。”[8]范仲淹认为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吏治腐败和人才不济，国家的政策法令能否贯彻，关键在于各级官员的“贤愚。”他指出，官吏成天忙于“迎送之劳，”迷恋于“燕射之逸，”不是“急急于富贵之援，”就是“孜孜主子孙之计，”[9]如此不才之吏，“十有七、八焉，”致使“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结果“百事废毁，天下大乱，”“邦国之本，由此凋残。”[10]

基于以上认识，范仲淹痛切地感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11]因而他十分重视教育这项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工作，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他认为，要剔除官僚政治的弊端，除了澄清吏治、裁汰冗官、限制恩荫、严格考绩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欲正其末，必端其本，”[12]“兴学校，本行实。”[13]即从长远着眼，从基本入手，办好教育，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14]要达到天下大治，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15]换言之，要实现振兴天下的思想，必从教育做起。通过教育，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16]他推崇周礼传说中的三代学校制度，认为三代“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17]乃是兴学育才的结果。青年时期的范仲淹就学于应天府书院，五年攻读，不仅使他精通儒家经典，擅长词赋，博学多才，且应试及第。他从自身的经历中深感学校教育之重要，如果没有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像他这样的孤寒学子，是很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当然更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范仲淹兴办教育之实践

作为一位有着忧乐天下情怀的封建士大夫，范仲淹终其一生都重视教育有并践行着其教育理想。办义学，兴府学，奖掖后进，可以说，他始终把人才培养当作自己为国尽忠的重要途径。

（一）办义学

1049年，时任杭州知事的范仲淹，以自己的俸禄在苏州西南的长洲、吴县等地购买了良田地1072亩。将这些良田作为义田，每年所得租米用来赡养宗族。据钱公辅《范文正公集·义田记》记载：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于其时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 [18]

范仲淹开始购置义田时仅千亩，其子范纯仁将义田亩数又增加了千亩。大观三年，范仲淹的侄子范正卿捐香火80余亩；庆元三年，范仲淹的六世孙范良又增加义田500亩。嘉熙四年，范氏义庄共有田3168亩。也有学者说要5300多亩，甚至是一万多亩。具体数字将有待进一步考证。义田为族人的温饱冷暖提供了物质保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首先是要使之“富”。

义田购置后，范仲淹将灵芝坊祖宅（今景范中学范庄前本部校区）捐了出来，创设义庄。范氏义庄所在地，是范氏迁吴始祖，唐丽水县丞范隋的故宅所在，在此创办义庄，容易唤醒范氏族人的家族情感。范成大在《吴郡志》卷14的《义宅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吴门范氏，自唐柱国丽水府君居于灵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后，五世孙文正公，少长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乡，访求宗族，买田千亩作义庄以赡之。宅有二松名堂，以岁寒阁曰松风，因广其居以为义宅，聚族其中，义庄之收亦在焉。”[19]

范氏义庄创立后，当时宗族闻讯聚族而居者近九十余户。虽然义庄在战乱中曾遭到破坏，但范氏子孙重新修建“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寝复旧观。”

范仲淹首创义庄，其目的就是赈济族人生活，普济自远祖以下诸房宗族。为使义庄得到有效管理，并能长久延续下去，他亲手制定了义庄规矩。《义庄规矩》制订后两年，范仲淹便去逝了，因此，义庄体系的完善是由其后代子孙们完成的。对义庄的规矩的不断完善也是后来范仲淹的子孙们继续完成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从神宗熙宁六年至徽宗政和七年间又作《续义庄规矩》。南宋宁宗嘉定六年，范仲淹六世孙范良又制订《续定规矩》12条，要点是重申和完善范仲淹所定《规矩》及保护族产。

范氏义学是在义田义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义田的产出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为宗族内部提供教育的组织。义学与其他族塾的区别在于，它对族众是免费的，而在此之前的族塾对于族众是有费用要求的。

范氏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义学对范氏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20]。这项措施的目的非常明显，即使“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21]。其实，这一福利设施的设置，客观上表明范氏义庄义学已经包含了对人的全面性需要的考虑，即在满足个体成员物质需要的同时，也注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在当时科举取仕，“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的社会背景下，也为宗族子弟谋生提供了技能培训。

对于义学的教师来源和待遇问题，在《义庄规矩》中专门做了这样一项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22]

尽管义学存在时间不长，范仲淹以后，子孙以其谥号“文正”为名，创办“文正书院”，其间又因战火损毁等原因，几经中断，但是，我们应该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义学的设立，对族中子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二）兴府学

范仲淹一生中，有三十多年时间是担任地方官。他先后到过广德军、泰州、睦洲、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杭州、越州等地，每到一处，他都大力兴学。无论是在饶州（今江西上饶）、润州（今江苏镇江），还是在邠州（今陕西彬县）、延州（今陕西延安）都有他亲手办的学校。他一生勤于教育，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

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离开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奔睦州赴任。任职半年即于景佑元年（1034）之秋调至其桑梓之地，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然此时迎接他的是：“至还郡中，灾困之氓，其室十万。疾苦纷沓，夙夜营救。”[23]半年后，范仲淹完成治水任务。这是范仲淹第一次回归故里，虽非衣锦还乡，也算荣归桑梓。拜访范氏长辈，看过苏州祖居后，他对祖辈创业精神由衷钦佩，因此萌生了在故乡购置土地建造新居之想法。经亲友四处访视，相中南园旁边的一块土地，此地与名园沧浪亭相望。南园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氏家府旧址，后又为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所筑。朱长文《苏州学记》中记载：“始，姑苏郡城之东南有夫子庙，所处隘陋。及文正公以天章阁待制守是邦，欲迁之高显。相地之胜，莫如南园。南园者，钱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荫环丽，乃割其隅以建学。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齊室”[24]。为慎重起见，范仲淹请来阴阳家，阴阳家看后称：此地坐落卧龙街上，街北为北寺塔龙尾，南园正好是龙头之位，乃姑苏城风水宝地。如能在此兴建家宅，子孙后代必将科举及第，公卿将相，荣华富贵，万世不竭。而范仲淹想到的是：“吾家有其贵，敦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25]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时任苏州郡守的范仲淹，应地方人士朱公绰（朱长文之父）之请，奏请朝廷，获准给田５顷办学。范氏将已购拟作私宅的钱氏南园之地献出建府学（即今文庙址）。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府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此年，范仲淹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说：“吴郡昔未有学，以文请解者，不过数人。景佑中，范文正公以内阁典藩，而叹痒序之未立。我先君光禄，率州人请建学，文正公请于朝，奏可，割南园一隅以创焉”[26]。

范仲淹创立的苏州府学不仅在苏州地区为最早的一所官办学校，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第一所州府级学校。在唐以前，苏州没有学校，学生主要请私塾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郑元祐在《文正书院记》中说：“当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公至吴，首以己地建学，故学校遍天下者自公始”[27]。汪泽民《苏州郡县范文正公祠记》说：“吴学之兴始于文正范公”[28]。《苏州府志》二十四卷记载：“苏郡之有学也，自范文正公始。而各县学校次第修建，大率皆方于宋代”。由于宋代苏州文庙府学在全国的率先作用，宋仁宗在庆历四年三月依据苏州府学这一作法，下令天下各州县皆立学校，“继此郡县皆有学，而吴固称为首”。以上文献资料说明了苏州府学文庙在宋代教育界独领风骚，在宋代全国范围内，开后世地方学府之先河，对于整个中国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继创立苏州府学之后，苏州乃至全国都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各地学校相继诞生，如：吴县县学、长州县学、元和县学，苏州的紫阳书院、正谊书院，杭州紫阳书院、江宁尊经书院等，纷纷崛起。

至于范仲淹一生为官各地、兴学一方的事迹，如下所示：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27岁，任广德军（今安徽省广德县）司里参军。修建校舍，延请三位学人为师，兴办州学。

1025年（天圣三年）37岁，任兴化县令。在南津里沧浪亭修建学宫。

1027—1028年（天圣五年至六年）39—40岁，应晏殊所聘，出掌南京应天府学。

1034年（景祐元年）46岁，知睦州（今浙江淳安）修葺州学，建堂宇斋房。

1035年（景祐二年）47岁，知苏州，建州学。聘名儒胡瑗为教授。

1036年（景祐三年）48岁，知饶州（今江西上饶），建痒序，兴教育。

1038年（宝应元年）50岁，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兴学育才，特聘李靓为教授。

1040年（康定元年）51岁，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于州城南建嘉岭书院。

1043—1044年（庆历三年至四年）55—56岁，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发起庆历兴学运动。

1045年（庆历五年）57岁，知邠州（今陕西邠县），于州城南选址，修建学舍。

1046—1047年（庆历六至七年）58—59岁，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修建百花洲书院，并在院内春风堂讲学。

1049—1050年（皇祐元年至二年）61—62岁，知杭州，身患重疾仍上表请求扩建杭州州学。

（三）奖掖后进

除了在各地兴办教育外，培育人才外，范仲淹也十分重视对后进的奖掖。这些人后来或成为大儒，或成为明臣，或成为大将，均对他极为感佩与尊敬。

1．富弼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富弼弱冠来见，范仲淹见其才识远大，对他嘉勉有加，并再三鼓励他应试。范仲淹对富弼的教导与提携，让富弼终生感恩。故富弼以长者事范。范仲淹去世后，富弼在其祭文中，更是对范推崇备至：

“……昔某初冠，识公还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到，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谕，公实饬之……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万不仰一，赍恨多矣！世无哲人，吾道穷矣，我虽苟活，与死均矣。呜呼哀哉！师友僚类，殆三十年，一日弃我，悲何可存……”[29]

自从富弼于天圣元年拜谒范仲淹之后，在其后的三十年中，一直与范仲淹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宦途上，他也是范仲淹最忠实的支持者与追随者。

2．孙复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因丁母之忧辞官居丧，应晏殊之邀，主持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期间，曾照顾提拔了当时还是一位穷秀才，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孙复。据《东轩笔录》记载：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赐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赐十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知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之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为之累，亦大矣，傥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复明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30]

正是由于范仲淹的体恤孙复当年的处境，不仅资助他，还为他安排工作，彻底解决了他的生计之忧，北宋历史上才多了一位鸿儒。

3．张载

康定二年（1040年），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此时，有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后生意气风发，好谈兵事，且慨然以功名自许，他就是张载。张载上书求见范仲淹，范仲淹见他器识宏远，但发展方向有所偏差，想要成就他，便故意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进而规劝张载研读《中庸》。后来张载果然成为了一代大儒，这除了他自身的艰苦努力外，当与范仲淹当年的点化是密不可分的。对此，清代学者全祖望给予了高度评价：

“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31]

4．狄青

狄青是汾州人，善于骑射。当范仲淹经略陕西时，也曾点化过他。宋代王辟之曾有这样的记载：

“狄武相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颇立战功。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辅弼，书史册，配享宗庙，为宋名将，天下称其贤……”[32]

可见，正是由于范仲淹的点化，狄青才潜心读书，终于日后成就了一番显赫事业，成为北宋一代名将。

5.李靓

景祐四年（1037年）二十九岁的李靓在自行发展颇不如意的情况下，前往鄱阳拜访范仲淹，此后范仲淹就一直很照顾与提拔他。当宝元元年（1038年）范仲淹在润州时，就曾致信邀请他：

“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又虑远来，难为将家。苏州掌学胡瑗秘校，见明堂图，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能经画，请先示音为幸，保爱保爱！”[33]

李靓虽然学有所专，参加考试却并不顺利，到庆历三年（1043年）秋，年已三十四岁的应试科举的他又落第而归。于是范仲淹便极力向朝廷保举他，他在皇祐元年（1049年）的奏议中说：

“臣闻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才，成天下之务……臣伏见建昌君草泽李靓，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于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为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臣观李靓，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业礼论七篇、明堂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为十卷，谨缮写上进，伏望圣慈，当乙夜之勤，一赐御览，则知死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愿仕官，伏乞朝廷优赐，就除一官，许令侍养，亦可光其道业，荣于里闾，以明圣人在上，下无遗才。若不如举状，臣甘重受朝典，谨具状秩奏闻，伏侯敕旨。”[34]

其后，朝廷终于任用李靓，由太学助教而之太学说书，最后于嘉祐四年（1059年）因胡瑗因病告假，而全权掌管太学。不但地位逐步上升，事业发展也颇为顺利，其学问也因此得以传扬。可以说，李靓一生的发展，大都是因为受到范仲淹的重视、提拔、举荐而得来的。

6．胡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知苏州，建州学，特地聘请当时正以经术教授于吴中的胡瑗为州学教授。在范仲淹的大力支持下，他在苏州州学倾心办学，建章立制，很快便形成了气候，使之成为东南士子所向往的学习场所。胡瑗一生的主要成就在教育方面，范仲淹也一直很欣赏推崇他，一有机会就提拔举荐他。例如，当景祐二年（1035年）四月，当朝廷诏告天下“有深达中律者，在所亟以名闻”时，范仲淹便举荐了胡瑗。当范仲淹经略陕西时，与康定元年（1040年）秋七月，保举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使胡瑗借此机会得以展现其军事方面的才能。后来，范仲淹更是极力推举胡瑗为学官：

“臣闻臣之至忠者，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然。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页，而常教以孝悌，习号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之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35]

最终因为范仲淹的举荐，使胡瑗成为太学学官，并深受宋仁宗的赞赏，下诏取其湖州教法为榜样，作为全国各地教育的典范，而瑚瑗也因此名闻天下，成为深受世人敬重的一代教育大家。

胡瑗的成就，固然是因为他本身的特殊表现，而范仲淹对他不断的提拔举荐，则是其从事教育事业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范仲淹一生奖掖的后进其实不止以上六位，他们则是其中的突出例子罢了；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教育上的另一项具体的教育成果。

三、范仲淹贡献教育之思想

范仲淹一生重视教育、兴办教育，并把教育当作培育人才、治国兴邦的必要条件，在当时可谓极富远见卓识。而从他教化族众、兴办府学、重视太学的一系列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他所践行的是一种公益教育，即自下而上的提升民众素质、培育造就人才、惠及普通民众的教育。这种公益教育在主观上也许是为家族兴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提高民众素养的功用。

（一）公益族众

范仲淹在范义庄所办的义学是以义田的收入充当其费用的，对受教育的族内（后来扩充到族外）子弟而言，所享受的是一种免费教育，所以说这样的教育具有极强的公益色彩。

范义庄原称为灵芝坊，是范氏一族始祖范隋（唐代末年曾为宰相）的旧宅，后来开放给一些无家可归的族人居住。其中的岁寒堂是用来给当时的一些准备参加科举的子弟们读书的地方。义庄规矩里有这样的记载：

岁寒堂除科举年分，诸位子弟暂请肄业，余时不得于内饮宴安泊。如违，罚全房月米一月。[36]

可见义学的学习场所是免费的。至于在义学中接受教育的子弟的费用分配，也有详细的规定，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续订规矩》：

一、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者皆准之。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者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二、诸位子弟纵人力采取近木，掌管人申官理断。

三、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乃诸位共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37]

以上三款详细规定了义学内受教育的子弟所享受的免费教育的待遇，以及给老师的薪酬标准。制定这个规矩的忠宣公，即是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

可见，范义庄的义学从教学设施（场所提供），到受教育的子弟所享受的免费教育的待遇，再到教师的薪酬待遇，无一不是免费的。其公益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公益地方

范仲淹对当时时弊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教育家的范仲淹不但重视州县立学，发展学校教育，而且，特别重视对族人、对官员特别是百姓的“教化”，他把社会教育当作执政为民的一项重要内容，跟兴办学校教育一样，所到之处，范仲淹特别注重挖掘当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利用古圣先哲的崇高气节、高尚人格来教育民众，从而与学校教育一道，构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成为他为官一任，以教育“公益一方”的最好佐证。

天圣三年（1025），仕宦十年的范仲淹知兴化县。在那里，他亲自设计了一座园林式建筑——沧浪亭馆。沧浪亭馆筑于城南沧浪溪与南官河交接处的一条沙咀上，主要建筑为沧浪亭和濯缨亭。稍北处，有一座唐代以前的三闾大夫庙，祀奉着屈原和他的姐姐女须。范仲淹巧借环境，赋予新意，以屈原《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为主题，警示世人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为官要清。南郊尽头的沧浪亭园，它的最初功能是用以郊迎的驿馆。上官驾临，必然到此登岸休憩。换乘车马入城，“清风堂”和南城上的“沧浪清风楼”便映入眼帘，让人感到“清风扑面”。新官到此，无不悚然。范仲淹在这里建亭，其用意不言自明。

景祐元年（1034），经过长途跋涉，范氏一家终于到达睦州州府所在地，经过短暂的休整，与前任知州交接好工作，范仲淹在僚属的陪同下进行工作调研，了解百姓生产、生活现状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睦州人文资源的宝贵。

到任后，他随即到富春江边，严光钓台等传说中的遗迹查访，但遗憾的是，虽然睦州百姓知道这里出过严光这样的高洁人物，但是，可以凭吊的遗迹实在太少。范仲淹意识到，人文精神对于一个地区发展的力量是无穷的，应该让这种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精神发扬光大。他立即找人寻找严光的后代子孙，由官府资助一部分，大家集资一部分，在富春江畔修建了严光祠堂，并免除了四户严氏后人的税赋，让他们专门负责守护这座祠堂。范仲淹亲自撰写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38]

到了苏州以后，范仲淹依然记着此事，又亲自修书给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邵餗，在信中说：

“暨抵桐庐郡，郡有严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有大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39]

（三）公益天下

北宋开国数十年间，朝廷对于科举颇为关注，但尚未重视学校教育。中央只设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不仅如此，国子监还逐日萧条，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故此士大夫子弟只想通过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范仲淹对这种不教而择人的科举制度，早有非议，曾多次上书陈述。天圣三年（1025）《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的办法就是慎选举敦教育。[40]他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教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他认为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继出。所以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拔人才的必要前提。他又认为“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子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41]要改革此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进士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他还主张恢复制举，认为制举也应与教育相衔接。一旦恢复制举，不但可以使被埋没的人才脱颖而出，尤可鼓励天下人求学，培育天下才能之士，正是“复小为大，抑薄归厚。”[42]同时，他强调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制举考试亦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才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人才。

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科举冗滥、教育不兴的情况下，他针砭时弊、反对“不以教育为意”的作法，主张“劝学育才”振兴社会，可谓“公益天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

四、范仲淹影响教育之深远

与历代有成就的教育家相比，范仲淹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的“亦师亦官”。作为一个教师，他有着丰富的治学、教学实践经验，成果卓著；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凭借自身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推行办学、管学的方针，为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得教育事业得到健康发展。范仲淹的普及学校教育的主张、教育功能的论述、以及教法教风的重要作用等等，都对后世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成为我们极其宝贵的遗产。

（一）普及学校教育之影响

我国的学校教育很早就出现了。《孟子》中曾说，夏代成为校，殷代成为庠，周代成为序。秦汉以后，国都所在地有太学，东汉兴盛时期太学生达三万余众，西晋以来，有国子监。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都仅限于京城，且都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一般百姓无法问津。直至北宋，由于范仲淹的极力推动，才使学校向民众敞开大门。

范仲淹大力提倡兴办学校，屡次上书建议在全国各州县开办学校。庆历四年（1044年），他与宋祁、王振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曰：

“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颂，则不足进人才。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学着自皆修饬矣。”[43]

宋仁宗终于接受了这一建议，“下诏令州县皆立学”，于是，地方学校便轰轰烈烈地兴办起来了。诚如《苏州府志》所说：

“苏郡之有学也，自范文正公始。而各县学校次第修建，大率皆方于宋代。”[44]这是官学。至于范仲淹置义田设义庄办义学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自北宋以后，各地义学纷纷兴起，大部分都是仿效范氏而行的。例如常熟县的杨氏义学，便是取法范仲淹于元朝泰定二年设立的：

吴郡义田自范文正公始，常熟县杨君实踵之。君家居琴川百有余年，宗派既藩。思以义庇其族，于沙头里垦田若干，筑舍二十楹，延耆儒以主师席。凡族中之贫者有养老者有奉少者，得致力于学。[45]

还有清代的：

自范文正公创立义田，遂为千年赡养之良法。然我观元明以来踵而行之，往往不能如范氏之久远。岂非德艺流浅而经画之未尽其宜欤。……今程氏义庄规条大约依仿范氏。又捐腴产若干亩，别设养学以造就通邑人才。凡贫不能具修脯者，延明师友教导之。[46]

以上两例足以证明，范氏义学引起了华中华南一带的士大夫们的争相效仿。尤其是清朝的时候，范仲淹的名字随义田义学之普及，闻名于全国各地。

（二）教育功能观之影响

范仲淹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当作治国兴邦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国家的治理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须依赖教育。他说：“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47]又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48]他相信人才之有无以及人才之是否得到任用，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对此，他曾有一段形象的论述：

“贤之得，虽少必贵，地之有，虽多曷能？舍地得贤兮，邦基以立；失贤有地兮，国难随兴。是故治乱咸系，古先足徵。鸿沟割而楚亡，惟贤不用；昌国去而燕夺，何地勘矜！”[49]

范仲淹的这种教育兴邦的观点，与我们当下所提倡的科教兴国的思想是何其相似！他的兴学育才观又与我们现在所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何等的一致！

另外，范仲淹还认为，教育具有教化之功能，他与人的素质的培养，与国家社会良好的风气的形成也有直接关系。而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所以，这种教化当然是指以儒家思想教化民众。之所以宋代一朝会儒家学派林立，正是与州县兴学、书院兴盛有很大关系。可见从这种意义上说，范仲淹对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行动是积极的，效果是显著的。而教育的这种教化功用，千百年来也为后世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教法教风与学风之影响

范仲淹在各地兴办府学，所形成的独特的教学之风对府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后世的影响深远。

一是分科教学与因材施教。范仲淹聘请胡瑗为苏州府学教授后，在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在府学创“分斋式”教育，即在授课时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的对象是“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有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斋根据学生的特长，教其“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这种因人而教，学以致用的教学法影响后世，沿用至今。

二是言传身教与严立学规。苏州府学与湖州府学都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老师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府学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府学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施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朝廷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苏学为诸郡倡”。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公益性，公益族众，公益地方，公益天下。而其终生重视教育、倾力教育的所作所为，又成为他践行这种公益教育思想最好证明。范仲淹的这种公益教育思想属于宋代，又绵延于后世，更给当下的人们以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