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主要教育思想及当代教育价值

牛  波[1]

摘  要：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史学尚待开发的一座富矿。范仲淹改革科举考试、广兴州县办学、力荐明师执教、实施经实并重、倡导义庄义学等教育实践，体现了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与方略，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范仲淹；教学内容；教学评价；当代价值；启示

一、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 为何教——教育思想缘起

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1043—1044），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这一改革的思想在范仲淹的心中沉潜了近二十年，比较典型的表述是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文正公集》卷八）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要整饬吏治，所谓“慎选举，敦教育”就是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砥砺士风、培养人才。这两条的关系，前条是要罢免一批不合格的官员，后条是要培养 并选拔一批“明体达用”的新儒，以取代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宋元学案·序录》云：“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高平学案》把韩琦、欧阳修列为“高平同调”，把富弼、张方平、李觏等列为“高平门人”，这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刘牧的易学、刘敞的经学、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濓学、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等等，都与范仲淹以及庆历新政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处在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对此他万分忧虑，曾数次奋不顾身，言朝廷得失，要求革新政治，并写了一篇《上十事疏》，力陈改革，其中重点是整顿吏治。范仲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裁汰冗员、限制恩荫、严格考绩外，还应提高官员素质，其途径就是“兴学校、本行实”，提出了兴学校 教育的主张。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充分肯定后天的教育对人才成长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受教育，就像未经过琢磨的玉石，看不出它的本质，一旦受了教育的熏陶，才能成为美器，为此，他特别重视学校教育的作用。

2. 教什么——教学内容

范仲淹还提出要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他大力提倡“宗经”，主张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的六经作为主要教材。由于当时科举考试专以词赋和墨义取士，以致士人中有的追求词藻声律，有的只是死背经书的章句，并不能选择出真正有用的人才。范仲淹针对这些弊病，提出要培养能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有从政能力的人才。范仲淹又请胡瑗担任府学教授，胡瑗“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向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

3. 谁来教——重视教师的作用

范仲淹认为，要想办好学校，必须有好的教师，因此就必须加强对学校师资的培养和选拔，他把师道的确立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在他自己的办学活动中，他多次聘请和推荐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在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任教。胡瑗是宋代学术方面的开创者之一，他治学严谨，以经学教学吴中，在苏州和湖州两地担任郡学教授时，改变当时重视辞赋的学风，而注重经义及时务，总结出了著名的苏湖教法。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在陕甘抗击西夏，其“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是在此年。而胡瑗被“辟丹州推官”（《宋史·胡瑗传》），遂成为“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不久，胡瑗丁父忧，服除后应范仲淹好友滕宗谅之邀，往湖州任教授。《安定学案》载：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胡瑗之“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又称“苏、湖教法”，实际上是贯彻实践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而且是范仲淹提供了这种教育实践的机会。对另一位教育家李觏，范仲淹也极力推荐。

4. 在哪教、如何教——范仲淹的教育实践

改进和完善学制系统，要求各地州县普遍立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但又规定县学须有生徒二百人以上方许置学。对国子学，增其生徒（原来国子监旧数七十人，这次仅太学即置二百人），广其斋舍（改锡庆院为太学，并修葺讲殿），同时加强学校的各项管理。于是“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普遍兴学适应了一般中小地主子弟读书应举的要求，扩大了文化学术的传播，从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不忘致力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有三十多年时间是担任地方守令，足迹所至，大力兴学，对当地文教发展、民风改变都起了一定作用。大中祥符八年，他初入仕途，到广德军任司理参军，就在广德建立了州学，给这偏僻的山区培养了人材，带来了文化，这是他举办学校的开始。此后，他先后在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邻州、邓州、杭州等地办学，原来没有学校的，从头创办，原有州学的，则扩建宿舍，增强师资，加以整顿，使之面目一新。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始于他在天圣五年（1027年）丁母忧期间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睢阳）府学：“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文正公集·年谱》）《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所谓“自殊始”实即自范仲淹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其母去世，于是他辞官服丧，住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留守当地的副宰相晏殊请他掌管府学。应天府学办得很有名气，“四方学者辐辏，其后以有文学声名于场屋朝廷，多其所教也”。景祜元年（1034年），范仲淹到苏州担任知州，次年就上奏朝廷在苏州设立郡学。”（《宋元学案》卷三）后人评价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道光《苏州府志》卷二五）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始行 庆历新政。在此期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 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 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正是因为庆历新政，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才以朝廷政令的 形式在全国得到推广。范仲淹对此十分推崇，亲自向朝廷推荐胡瑗，后来胡瑗到太学任教，四方士子闻风而来求学，以致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为学舍。当时，胡瑗的教育活动最能体现范仲淹“经邦济世人才”的教育思想，而胡瑗能成为宋代卓有声名的教育家，是与范仲淹对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因主持的改革夭折，请知邓州。这时范仲淹已57岁，且患有严、重肺疾，同时遭受了庆历新政失败的严重打击，但忧国忧民思想始终不渝。他“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范仲淹《邓州谢上表》），孜孜民事，政平讼理，泽溥邓人。范公筹资整治百花洲。建花洲书院，并亲自到书院执经讲学。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花洲书院春风堂写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该记360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使岳阳楼景色更增光辉。名传天下，使得它的诞生地花洲书院也备受世人青睐。花洲院牌楼前的一副楹联对此作了十分恰当的概括：洲孕文显圣，合秦关月，楚塞风，先忧国忧民，正气肇穰邑；楼因记益名，汇巫峡云，潇湘雨，后乐山乐水，浩波撼岳阳。

5. 如和评——评价改革

范仲淹的主张得到了宋祁、欧阳修、王洙等的支持，他们一起上奏仁宗皇帝：“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原不足尽人材。……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于学校，则学者修饬矣；先策论，则文辞者皆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文献通考》卷31）他们的意见坚定了仁宗改革的决心，并在仁宗皇帝的支持下采取了改革科举和振兴官学两项重要的措施：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应试举子须在校三百日才许参加考试。考试时，“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取士废弥封誊录法，改“一 切考诸试篇”为“参考履行”。

6. 普职融通——发展职业教育

范仲淹认为国家不但要培养一些经邦治国的人才，也应培养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如医学、武学等。范仲淹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于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候，及修合药饵”。提出了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的主张，意在通过系统训练，培养精通医术的合格医师。对于武将，也应选拔一些人学习孙吴兵法，“讲说兵马，讨论胜策”，以育将才。他建议立武学，招收学生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并使单一的军事教育朝着文武合一的教育方向转化。范仲淹提倡办医学和武学，以培养封建政权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二、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1. 重视教育发展，把人才培养作为国富民强的先决条件

范仲淹重视发展教育、建设郡县之学，兴教办学开一时新风气。在庆历新政之前，范仲淹就曾多次建议朝廷要“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为官之地所到之处，均把兴学施教放在重要位置，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各地兴学办校活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发展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范仲淹提出的“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教育思想观念，很有指导意义。

2. 重视德育工作，把崇尚道德置于人才培养选拔的首位

范仲淹在教育与选拔用人上一直坚持崇德尚才高度统一，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原则，推崇孔子之说，循其成法。范仲淹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为目标，提出崇德与尚才高度统一，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原则，通过“宗经”和实学教育，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培养了一批彪炳史册的贤臣名士，以致在北宋中期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其成功之处在于将二者有机统一，两者高度一致。我们现行的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也必须维持紧密的有机联系，两者都应崇德尚才，借鉴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积极方面，汲取范仲淹立足社会需要兴办实学的经验，重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

3. 注重师资建设，着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对于当下弘扬教育家精神有指导意义

范仲淹重视明师的发现和选拔，访求学识渊博，德才兼备，人品高洁，热心教育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但要学识渊博，通晓经文经义，传授经旨词业和治国治人之道；还要才德俱佳，力行仁义道德，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文化的传承者，在教育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当下弘扬习近平提出的六条教育家精神具有借鉴价值。

4. 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与方法层面进行研究探索

范仲淹非常赞赏孟子的名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认为教学不仅是老师教，更重要的是学生学。范仲淹任应天府府学教席时，就注重关心学生，为了深入了解学生经常住在学堂之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式教育，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推行教学计划，避免盲目性。“因材施教”是他这一教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孙复、张载、狄青等人情况各异，范仲淹以敏锐的眼光进行调查分析，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引导和教育，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名臣、良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5. 做好言传身教，使榜样与言行成为无形的教材和指南

范仲淹一生崇尚道德，厉行名节，认为重才以重德为前提，倡导名教教化，为宋代士林新风做出了表率。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之所以为后世所推崇，主要因素就是他的“言传身教”，作为封建官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民众拥戴，他关心教育的良苦用心和改革思想，使身边凝聚了众多社会名流和莘莘学子，他们不仅钦佩范仲淹高深的学识，而且仰慕其高尚人品志向，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6. 改革科举考试，呼应当下的“教学评一致性”和“学业评定促发展”的课程理念

北宋立朝，就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按理这对学校教育应当有促进作用，但是，宋初的教育并不兴盛，官学中甚至有“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士寄应之所”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朝廷偏重科举考试，不重视学校教育。范仲淹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规定凡是举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天后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进士、诸科考试废除宋初的“糊名法”和“誉录法”。考试内容以学校教育的内容为本，“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在校学什么，就考什么。与当下义务教育新课标倡导的“教学评一致性”，非常相似，与高中生物课程标准中的“学业评价促发展”课程理念也一致，具有时代价值。

7. 教育要实施“经实并重”和“普职融通”

范仲淹认为国家不但要培养经邦治国的人才，也应培养出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如医学、武学等。他要求朝廷“委宣徽院选讲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於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望京城习医生徒听学，并教脉侯，及修合药饵。”继而提出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主张，意在通过系统训练，培养精通医术的合格医师。他建议立武学，招收学生进行系统军事理论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并使单一的军事教育朝着文武合一的教育转化。范仲淹提倡办医学和武学，适应了北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对各种专科学校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开拓与推动作用。与当下既要重视普通高中的教育，也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施普职融通的多元教育理念相呼应，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不同需要。

三、启示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宋代和以后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教育方面的思想和建树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之处，研究和学习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我们当代的教育发展、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专业发展、人才培养工作、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等方面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