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特点

李可亭[1]

摘  要：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发端于应天府书院学习阶段，形成于北宋天圣年间尤其是执掌应天书院时期，完善于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形成，既与北宋初年的教育状况和他早年的学习经历有关，也是他胸怀天下、经邦济世思想境界的必然。他的教育思想，明显地表现出以天下为怀、致力于改革与实践、义字当先等特点。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思想；应天书院；庆历新政；以天下为怀

范仲淹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也是教育家，被毛泽东称为“办事兼传教之人”。所谓传教，就是兴办学校。不论是在朝廷或是地方，他所到之处，以兴办教育、陶铸人才为要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全国未曾设立学校的郡县都兴办了学校，到处书声琅琅，弦歌不辍。范仲淹指导过的学生，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名臣、名儒，为宋朝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官员能与他比肩。毛泽东说，“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个，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曾国藩作为清代重臣，其政绩固然可圈可点，但在兴办教育上，恐不能与范仲淹媲美。

一、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形成

总的说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发端于应天府书院学习阶段，形成于北宋天圣年间尤其是执掌应天书院时期，完善于庆历新政时期。可以这样说，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应天书院密不可分。

（一）应天书院读书阶段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是1011-1015年。在应天书院名师教诲以及与学友切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如鱼得水，学业如乘快舟，而且“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膻粥不充，日昃始食”。[2]

这一时期，范仲淹关于教育问题还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但他“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但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3]书院成为他读书以获得知识、提高素质、增强能力的重要途径。他甘于清苦，渴求上进，充满了人生自信向上的精神。即使说，应天书院的教育奠定了他兴学育才的教育观，他深切体会到读书求学是报效国家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春天，范仲淹学业完成，进士及第，终于开始了为官为政并兴办教育的人生之路。

（二）应天书院教书阶段

范仲淹守母丧期间，应晏殊之聘，在应天书院教书，时间虽然只有一年零十一个月（1027-1028），但却成为范仲淹教育思想的重要形成期。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是商丘历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此之前，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文林郎、守大理寺丞任上，写有著名的《奏上时务书》，这是他第一次提出革新政治、教育等问题的主张。在教育问题上，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浮华之辞和颓靡文风，提出“文质相救”、“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等“救文弊”的主张。

而范仲淹真正的教育改革思想，是在应天书院教书期间形成的。在此期间，他写了《上执政书》（天圣五年，1027）、《南京书院题名记》（天圣六年，1028）和《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1028）、《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1028）四篇宏文，在此之后又于天圣八年（1030）写有《上时相议制举书》。天圣年间，范仲淹这些文献中关于教育改革的论述，标志着他教育思想的形成。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重要的政论文章，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的办法就是关于教育改革的主张。

《南京书院题名记》主要记述了应天书院从杨悫创办睢阳学舍、戚同文授徒及其成绩、曹诚捐资建学，到宋真宗“面可其奏”赐匾“应天府书院”的历程，描写了应天书院成立后的社会影响，总结了应天书院取得了辉煌成绩，以及他自己对母校的祝福和个人忧乐天下的情怀。其中的“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以及“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有忧天下之心”的豪言壮语，反映了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教育治学的思想。回顾自己在应天书院的学习，他的感悟是“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这是范仲淹对“经”“文”作用及关系的理解。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是范仲淹代晏殊写的挽留王洙继续在应天书院教书的奏状。状中分析了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学校中名师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关乎国家兴亡，提出了“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4]的教育主张。

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中，范仲淹认为，“善国者莫先育才”，提出了要大兴学校教育，培育人才治理国家的教育思想，并在以后的为政之路上践行始终。并借朱从道之名，阐明“从道”的含义，认为书院育人应该培养有操守、有高品德、对国家有作为的人才，能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以天下苍生为念。“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要求一个问学之人，如果能够追随此“道”，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强调了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5]

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又重申了他的“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的思想，要陶铸人才，必先设学校，没有学校，一切都无从谈起。

（三）庆历新政阶段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得到宋仁宗的大部分采纳，开始施行新政，“诏天下建郡县之学”，创办地方教育，掀起了全国各地第一次真正的普遍办学热潮，“庠序之设，遍于宇内，自庆历始”。全国办学兴学之风兴盛，取得了“人才众多，风俗美盛”的效果。欧阳修曾评论说：“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海域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6]

庆历五年（1045），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出知邠州。在贬谪之地，他仍大力推行教育，到任后就于邠州城南选址修建学校，建成了当时西北地区规模相当大的示范性官学，陶铸英才。他自己说：

署事之三日，谒夫子庙。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余曰：“奉诏建学，其材出于诸生备矣。今夫子庙隘甚，群士无所安。”因议改卜于府之东南隅。地为高明，遂以建学，并其庙迁焉。以兵马监押刘保、节度推官杨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视之。明年夏，厥功告毕。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谈经于堂，藏书于库。长廊四回，室从而周，总一百四十楹。广厦高轩，处之显明。士人洋洋，其来如归。[7]

当时的州学在孔庙内，范仲淹莅任的第三天便去视察学校。主管学校的人说，奉诏建学，所需物资及生员均已齐备，但夫子庙地方太小，办学不便，因此群情不安，建议把学校搬迁到邠州府衙的东南角。范仲淹当即批准，连孔庙也一并迁去重建。次年夏天，新校址落成，师生们切磋经典的讲堂、庋藏图书的书库以及环绕长廊而建的140间教室都宽敞明亮，士子们来此求学者络绎不绝。

二、范仲淹教育思想的特点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有着时代的以及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其他教育家所很难企及的高度。

（一）以天下为怀的思想理念

忧乐天下，不仅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和精髓，也是他终生持之的教育理念。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心系天下，为天下而行。

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范仲淹说：“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8]；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便提出“精贡举，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才也。”[9]他向皇上建议州县创办学校，仁宗诏令天下各州府县军监立学，更定科举法。“庆历新政”所推动的兴学改革考试是一次重大的举措。

欧阳修评价范仲淹时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10]“慨然有志于天下”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怀的思想理念。

范仲淹“天下为怀”的教育情怀，对北宋的办学、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历代文教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知行合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极力提倡阳刚之气，鼓励人们树立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完全体现了这种精神。

范仲淹多次被贬，但都能刚健有为、独立不惧，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坚持原则和道德标准，不苟且于世。

在教育思想和理念上，范仲淹不仅有知，更是有行。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初仕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是一个从九品、且职司治理狱讼的小文官，教育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到任不久，就积极地筹建校舍、开设学堂，延聘鸿儒名士为师，发展教育。此后，“郡之人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11]，于是，求学之风日盛，学校教育得到了不断发展。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贬知睦州，到任不到半年，“拓庙西垣，建置学舍，树立讲堂”[12]，为睦州州学打下基础。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移知苏州，奏请苏州设立郡学，并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在范仲淹的关怀下，“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13]，以兴学养士为政教之本，苏州府学名冠东南，文化教育活动从此得到了兴盛发展。后人评价曰“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14]。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贬知饶州，在风景秀丽的妙果院迁建饶州郡学。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知润州，面对州学房舍规模狭小，破败不堪的现状，进行了扩建修葺，聘博学之士30余人为师资，又请著名学者李觏讲学。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改知越州，再次邀请李觏到越州执教。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出知邠州、邓州，于是有邠州建学，有花洲书院。

作为一个地方官，无论品级高低、职司何事，范仲淹从未停止过办学举动，这样的知行力，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所罕有。他“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谏则必黜，黜出益谏，陈善闭邪，宁以身蹈不测而不悔”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效法。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得到宋仁宗的大部分采纳，开始施行新政，“诏天下建郡县之学”[15]，创办地方教育，掀起了全国各地第一次真正的普遍办学热潮，“庠序之设，遍于宇内，自庆历始”[16]。全国办学兴学之风兴盛，取得了“人才众多，风俗美盛”[17]的效果。欧阳修曾评论说：“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18]，“海域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19]。

（三）教育目的是培养经邦济世之人才

范仲淹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又把这种思想实施到教育办学上来，以培养经邦济世的人才。他曾提出要改变北宋初年“不教而择”的教育选人局面。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六大改革主张之一就是“重名器”。“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之代不伐材也”[20]。他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教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他认为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继出。所以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拨人才的必要前提。他又认为“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子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21]要改革此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进士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

同时，范仲淹建议皇上“诏天下学校，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22]强调德育第一。又说，学校的教育内容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兼授诸如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如此才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人才。

可以看出，范仲淹不仅认为，治理国家，首在选拔人才，而且提出要培养经邦济世之才。而经邦济世之才的培养，在于学校教育。这不仅是教育理念问题，更是就涉及到了教育的内容。这对于我们当下的教育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礼聘师资

在各级学校教育中，有无优秀的师资是个关键问题，因为名师出高徒。范仲淹所到之地，所办学校，不仅延聘教师，而且以礼相待，表现出了尊师重教的优秀思想理念。

范仲淹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但要学识渊博，通晓经文经义，传授经旨词业和治国治人之道，还要才德俱佳，力行仁义道德，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

邓广铭先生在《论范仲淹的师承》一文中说：

尊北宋一代学术之先河的，以胡安定（瑗）和孙明复（复）二人为最者，而胡安定之得以为苏州府学的教授，以及以白衣召对崇政殿，做秘书省的校书郎，全出于范文正的聘请和荐举；孙明复之得为国子监直讲，是范文正和富文忠合力推荐的。而张横渠的致力于正学，也是因为范文正公曾授以《中庸》而到鼓励的。因此说范文正公对于北宋一代的学术具有开创风气之功，是并不过分的。[23]

办苏州郡学时，范仲淹礼聘孙明复，尽管孙明复在应天书院时曾受到过他的资助，但他给孙明复的信，依然以礼相向。他写信说：“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24]“买山”乃归隐之意，意思是说，如果孙明复愿意长期在苏州讲学，将来归隐之处，我都替你筹划好了。

胡瑗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也是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苏州、湖州郡学讲学时，总结出著名的“苏湖教法”。范仲淹虽是胡媛的引路人，但依然对胡媛以礼相待，向朝廷大力推崇，聘请胡瑗担任导师。在胡瑗制定学规引起学生不满时，范仲淹又以幼子充郡学，一丝不苟执行学规，使胡媛的学规得以实施。这种拿自己的儿子支持老师的精神，今天读来，实在是令我们感动。胡瑗之外，范仲淹还荐拔了孙复、李觏、张载等志趣高尚、学识渊博、淡泊名利、热心教育、呕心沥血、关心学生的名师硕儒担任太学教官，培养了政治家富弼、著名将领狄青等。

范仲淹倡导“尊师重道，延请名师”的主张，对保障办学、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中期的名臣贤士多出于胡瑗、孙复、李觏、张载门下，不仅学子众多，而且很多人都以他们为榜样，不仅潜心求取学问，而且随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做人，这些学子中不少人名彪青史，范仲淹和胡瑗、孙复、李觏、张载等人功不可没，这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为宋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义字当先的博大情怀

“义”是范仲淹积极倡导的儒家精神内涵，他自己不仅把“义”阐释在理论上，而且落实在行动上，尤其在教育与办学上表现突出。

他变职田为义田，又置地为义田，以义田办义学。范仲淹办义学，人所共知，这既是他的天下观念，也是他的为民情怀。

可歌可泣的事情还有捐出自家的地办苏州郡学。景祐元年六月，范仲淹奉调苏州，回到了桑梓之地，立即筹办苏州郡学，并拨田5顷作为经费。范仲淹又慷慨解囊，捐出了自己南园的土地作为校舍。南园原是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钱镠之子元璙的别墅，环境优美，是理想的居住之地。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说：

是年（景祐二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今学明伦堂东西有公手栽树二株，郡县各建一石坊树下，题曰：“范文正公手植。”[25]

范仲淹一句“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与其我家世代诞生公卿，何如天下优秀士子都在这里读书受教育，将来公卿岂不更多！）如此襟抱，实在难能可贵！

在苏州郡学延聘教师方面，范仲淹先是想到了他在应天府时曾资助过的学子孙明复，但孙明复正漫游河朔，未能应命前来。于是又聘请了宿儒胡瑗。胡瑗办学认真，制定了很多学规。由于学规过于严厉，学生感到无所措手足，一时师生隔阂、难以为继。为支持胡媛办学，继续苏州郡学的教育事业，范仲淹命其尚未弱冠的儿子纯祐入学，列于诸生之末。纯祐循规蹈矩，悉心遵守学规，其他学生也都不敢放肆了。《宋史·范仲淹传附子纯祐传》云：

纯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26]

让自己的儿子入学，做遵守学规的模范，以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这种大义与担当，实在令人敬佩。自胡瑗执教，苏州郡学名声鹊起，甲于东南，弦歌不辍，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