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研究

魏福明[1]

摘  要：儒家具有尊师重教、崇尚“师道尊严”的传统。自魏晋隋唐以来，儒学面临佛、道思想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为复兴儒学进行了多方面努力，其中的“师道”复兴运动是重要路径。范仲淹是北宋庆历年间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他在继承传统“师道”思想的基础上，力图通过重塑教师的话语权和权威即“尊严师道”来实现儒学复兴和“回向三代”的理想。为此，他率先呼吁振兴“师道”，并结合时代精神，对“师道”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学理阐释，同时还主张通过“立师资”和“重师礼”的途径落实“尊严师道”目标。研究范仲淹的“尊严师道”思想，对于全面认识其教育思想，对于把握儒学复兴的历史规律和宋学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范仲淹、尊严师道、立师资、重师礼

作为杰出教育家的范仲淹，其兴学办教的思想和实践自古以来就广受论者关注并多有论及，但对其“尊严师道”[2]思想却关注较少，更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范仲淹是北宋师道复兴运动的始祖，作为其教育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尊严师道”思想，对于推动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和儒学复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对“师道”内涵的重新诠释、落实“尊严师道”的具体途径等问题做出系统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振兴“师道”

魏晋隋唐以来，在儒学面临佛、道思想挑战的形势下，唐代的韩愈提出“道统论”，其意在通过儒家思想传承谱系的建立，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但在韩愈看来，思想的传承必须以“师”的存在为前提，因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3]故韩愈又提出“师道说”，试图通过振兴“师道”来传承“道统”。这无疑是合理的思路。宋儒承续韩愈的“道统论”，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使命，自然也须树立教师的话语权和权威，把“师道”的振兴作为复兴儒学的前提，故“宋学最先姿态，是偏重在教育的一种师道运动。这一运动，应该远溯到唐代之韩愈”[4]

1、宋初的“师道不振”与范仲淹的重建“师道”

在谈及北宋的师道复兴运动时，论者通常认为胡瑗、孙复、石介开宋代尊师重教之风气。如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云：“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5]此视“宋初三先生”为北宋师道之始，濂、洛诸子兴之。黄百家还特以石介拜孙复为师并“躬执弟子礼，师事之”、“拜起必扶持”[6]为例，说明石介实开北宋尊师重道之风：

但以徂徕之学问而为其尊戴如此，即可以知先生矣。嗟乎，师道之难言也！视学问重，则其视师也必尊；视学问轻，则其视师也自忽。故庐陵之志先生墓曰：“鲁多学者，其尤贤而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给事道辅闻先生之风，就见之，介执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莫不嗟叹之。”呜呼，观于徂徕事师之严，虽不见先生之书，不可以知先生之道之尊哉？[7]

黄百家认为尊师的本质实为尊崇师之“学问”和“先生之道”，此论可谓精湛。他对石介践行尊师之礼的描述也很感人。但他认为北宋尊师之风始于“宋初三先生”和石介之尊师则未必妥当。对此，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曾云：

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纯仁皆与从游。”知胡、孙、石、李四先生皆在文正门下，而先生与盱江辈行较后于安定、泰山，则列之文正门人可也。[8]

王梓材认为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皆为“文正门下”贤士，而石介和李觏则是“文正门人”。可见“宋初三先生”和李觏都深受范仲淹思想的影响。而范仲淹是“睢阳学统”的思想传人，大儒戚同文尊师重教、绝德至行的风范对他影响深远。石介作为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执教时的学生，其师道观念必然受到范仲淹和“睢阳学统”的影响，这是自不待言的。另外，石介拜孙复为师是景祐二年冬之后（1035年）的事情[9]，而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已经在谈论“师道”[10]问题了。故排斥范仲淹在师道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亦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11]

全祖望指出，宋初学术和教育并不发达，直至真、仁之际儒林尚在草昧。但戚同文、孙复和胡瑗等大儒虽在草泽，但能够自拔于尘俗之中，已开始在民间创建书院，致力于讲学育人。他们秉承传统师道精神，讲明“正学”，加之范仲淹等在朝诸公的提携，于是官办学校和民办书院开始普及，宋学得以创立，师道得以复兴。

全祖望的此段论述，未突出范仲淹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的开创地位，这也是不公允的。其实范仲淹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政治家的“左提右挈”作用，而同时也是作为士林领袖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发挥的引领和开创作用。但全祖望突出了范仲淹在宋初师道复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杰出教育家的范仲淹同韩愈一样，对于师道的重要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师道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如无正确的师道，就不会有良好的的教育，也不会有良好的文风、士风和学风，当然也不会有良好的政风，儒学也不可能得到复兴，“回向三代”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范仲淹极为关注师道问题，主张“尊严师道”。针对宋初的“师道不振”，他率先进行了尖锐批评。

早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就指出文风关涉风化，只有正师道才能正文风。他认为当时士林“文风益浇”，表现为“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故士人“尚六朝之细”而“文章之薄”。他认为这种局面是因“师道既废”导致的，因此他希望通过“兴复古道”来“救文弊”[12]。这里的“古道”，当然包括古师道。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又进一步指出士林学风不正，他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认为这种浮躁轻薄学风是因“师道不振”导致的，为此他主张“深思治本，渐隆古道。”[13]在天圣八年的《上时相议制举书》中，他指出士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他认为这是因“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而导致的。为此，他严厉批评这种空疏学风“足以误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他同样认为这种空疏学风是因“师道久缺”导致的，解决的办法是“宗经”，因为“宗经则道大”[14]。此“道”既是政道，又是师道。

在对因“师道不振”而导致的文风、学风和士风不正进行尖锐批评的同时，范仲淹也疾呼发展教育，改变师道不存的局面。他在《上执政书》中说：

《诗》谓“长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今）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由圣朝之弗救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15]

范仲淹认为“三代”因重视师道，发展庠序事业，故能“长育人材”，实现王道。他显然把师道的振兴视为培育人才的关键，为此他呼吁北宋统治者拯救师道，通过振兴师道来劝学育才，辅成王道。

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针对“文庠不振，师道久缺”的局面，他呼吁朝廷“思救其弊”：

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6]

范仲淹认为通过恢复“制科”可以解决一时的人才滞淹问题，但根本的劝学育才之道还在于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师道久缺”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关涉整个文教事业能否由小变大、由劣变优的关键之举。

综上所述，针对宋初师道不存的局面，范仲淹率先关注了师道问题，主张“尊严师道”、兴学重教，并深刻阐述了“尊严师道”与道统传承和儒学复兴的关系。总之，范仲淹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也是师道复兴的始祖。

2、“回向三代”与“尊严师道”

儒家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然而重教必须尊师。荀子云：“尊严而惮，可以为师。”[17]《礼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可见，只有尊师才能使民敬学，人类的文化知识才能得到传承。故《礼记》又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18]，孟子亦云：“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19]意指天子包括诸侯都不能以召见臣下的方式召见教师，而必须以平等、庄重的礼仪对待教师，以此来彰显教师的尊严。总之，儒家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且以贤者为师，强调“师”在文化传承、社会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这与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20]主张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儒家尊师的实质是尊重教师的博学多闻和秉持道义，即教师因能传承道义和传授文化知识而受到尊重，故师道的存在是尊师的前提。对此，韩愈曾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将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归结为“传道、受业、解惑”三项，认为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才是完整的“师道”。其中“传道”为主要方面，即教师不仅要教授文化、知识和技能，解答学生的疑惑，更要“传道”。所谓“传道”就是传承儒家“道统”，以儒家的思想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不过韩愈认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21]因此他呼吁重新确立师道。

在北宋宽松的士人文化背景下，士大夫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士人传统，以道自任并充满了自觉的“弘道”意识，同时他们又广泛地参与了政治生活，具备了“行道”的基础。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宋儒重提“道统论”，把“回向三代”作为作为其历史使命，而此历史使命的达成，又系之于师道的确立。为此，宋儒又继承了韩愈的师道学说，主张重振师道。

范仲淹是北宋庆历年间士大夫集团的杰出代表。他自幼“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22]，他主张儒者要“师虞夏之风”、“追三代之髙”[23]，又说：“吾党居后稷、公刘之区，被二帝三王之风，其吾君之大赐，吾道之盛节欤！敢不拳拳服膺，以树其德业哉？”[24]这显然是把“回向三代”作为最高理想，把传承“先王之道”作为其人生使命。

范仲淹认为“三代”是文教事业发达的社会，具体表现就是“四郊立学，尊严师道”。他说：

窃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学，尊严师道，教育贤材。被服礼乐之风，准绳仁义之行，功磨国器，标率人伦。式致用于荐绅，乃助成于声教，俊造以之富盛，基业由是绵昌。[25]

在范仲淹看来，“三代”因广设学校且“尊严师道”，故能培育人才，助成声教，以此奠定礼乐昌盛、仁义流行的盛世基业。除此之外，范公又云：

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藴致君之方。[26]

这里所说的“正道”是指教育之道，也指师道。范仲淹再次强调，发达的教育与优良的师道是“三代”盛王致治天下的路径。

范仲淹深受“三代”尊师重教传统的影响。他终生倡导兴学办教，热衷于教育培养人才，并努力促成了北宋的“庆历兴学”运动的开展，他同时还主张继承“三代”的“尊严师道”传统，以此来劝学育才，辅成王道。

范仲淹之所以呼吁振兴师道，也是为了使师道与宋学精神相适应。关于宋学精神，钱穆先生曾指出：“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27]钱穆先生所说的“革新政令”，是指北宋的政治革新运动；而所谓的“创通经义”，则是指宋代儒学理论的创新和义理之学的建构。这“两端”与宋儒所要努力追求和创造的“三代”事业密切相关，是宋学精神之所在，也是宋代儒学复兴的标志。但这“两端”的达成，要求士人必须具备变革的精神和建构义理之学的能力，这实质上是要求士人要具备主体意识，即士人一方面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主动参与政治，视变革之业为“回向三代”的分内之事；另一方面要摆脱汉唐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以我为主，创通经籍，进而揭示其义理，提升儒学的思辨层次，也为革新政令提供学理支撑。但这种主体精神在汉唐固守师门之法的师道观下是无法培育的，只有在“先秦儒家士人文化主体意识的师道精神”[28]的支配下方可形成。这是范仲淹重建师道的内在动力。

3、“师道”新解

在批评师道不存、呼吁振兴师道的同时，范仲淹也在做着重建师道的努力。他继承了韩愈“传道、受业、解惑”的师道学说的基本精神，对师道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和富有时代精神的阐述。

范仲淹的师道新解，首先表现在对师者所传之道的重新发明。韩愈视“传道”为师者的首要职责，认为师者所传之道乃为儒家之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之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29]可见韩愈所理解的仁义基本上属于纲常礼教和伦理道德范畴，并不涉及哲学义理层面。

同韩愈一样，范仲淹也认为“传道”是师道的核心，也认为师者首先要传授“先王之道”，如云：“吾儒之职，去先王之经则茫乎无从矣”[30]。故他主张学者要委“先王之典”、要奉“先王之训”[31]。范仲淹认为“先王之道”的精神实质是仁义。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范仲淹说：

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登斯缀者，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抑又使天下庠序规此而兴，济济群髦，咸底于道。……他日门人中绝徳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阳先生者，当又附此焉。[32]

这里所谓的“古人之道”实为仁义之道。范仲淹希望为学为师者（乡先生）皆能孜孜于仁义，以达于此道为乐，就如同名师戚同文先生一样，不以入仕为乐，而以绝徳至行、弘扬此道为乐。

在《近名论》中，范仲淹同样认为先王之道的本质是仁义，表现为忠孝。他说：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性本仁义）。三王身之也，（躬行仁义）。五霸假之也，（假仁义而求名）”。后之诸侯，逆天暴物，杀人盗国，不复爱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33]

范仲淹认为尧舜二帝性本仁义，三王躬行仁义，后世五霸诸侯要么假名仁义，要么抛弃仁义。对于普通人臣而言，亦存在性本忠孝、躬行忠孝和假名忠孝的区别。

但范仲淹所说的仁义与韩愈所说的仁义是有层次区别的。他不主张对仁义仅限于作伦理道德层次的理解，而主张在创通经义的基础上揭示其义理，进而将仁义与天道相贯通。他说：

博识之士，当于六经之中，专师圣人之意。[34]

范仲淹认为，学者要通过对“六经”经义的创通而探究“圣人之意”。所谓“圣人之意”即“六经”之义理。范仲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欧阳修说他在未中进士之前就已“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35]，《宋史》本传亦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36]。这表明他是致力于“六经”的创通和义理阐发的。

在《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一文中，范仲淹又将先王之道的仁义本质与《中庸》的“道”相联系。他说：

然则道者何？率性之谓也。从者何？由道之谓也。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将从之乎，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若乃诚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让乎圣贤，蟠极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后可言焉。[37]

范仲淹的这段论述，是对《中庸》主旨“率性之谓道”的义理阐发。他认为儒道发端于人性之仁，体现为忠孝礼义，只有秉承和发扬光大此道，方可治国、治家、治民、治物。如果进一步由诚而明，坚守中和之道，必能感而遂通，由人道上达天道，从而保天心而立人极，臻于赞天地之化育的圣境。他力图将孔孟的仁义学说和子思的诚明、中和学说融为一体，其创通经义的特征十分明显，故余英时先生认为：“此文全就《中庸》发挥，充分表达了由修身、齐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识，而且也含有‘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观念。”[38]可见，范仲淹对仁义之道的理解体现了“创通经义”的宋学精神。故范仲淹所理解的师者所传之道，实为“六经之旨”和“仁义之本”，此乃形上层次的义理之道。

范仲淹认为师者所传之道为仁义之道，但仁义之道体现在儒家经典中，故只有深入研习经典才能发明此道。因此，范仲淹倡导“宗经”，反对“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的空疏学风。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说：

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39]

范仲淹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宗经”，因此学校教育必须培养“宗经”人才。而经之大是道，故“宗经”必须宗“经之道”。所谓“经之道”，是指作为礼乐规范和典章制度的经典背后所体现的“道”和“理”，如范仲淹言：“经以明道”、“文以通理”[40]。但此“道”此“理”并非空洞无物之“道理”，而是先王创制立度、治国理政之实在“道理”。如其云：

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几存乎《易》，得失之鉴在乎《诗》，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几，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夫何求哉？[41]

范仲淹认为认为《书》《易》《诗》《春秋》《礼》《乐》六经，作为先王制定的礼乐规范和典章制度，也体现着先王在政治、哲学、文学、历史、制度礼仪和音乐审美等各个方面的治国理念。因此，通过研修六经，不仅可以了解先王之制，还可以洞悉圣人治国安邦、化成万物的理念，这样就可造就经世致用人才。

要之，范仲淹所说的师者所传之“道”，是指“先王之道”，其实质是寓于“六经”中的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又与天道相贯通，故此“道”又为形上之道；形上之道并非空洞之性理，亦非空谈之心性，而是经世致用之道。所以他要求为师者必须“通经达道”、“明体达用”，这是范仲淹师道学说的要义。

范仲淹对于“受业”亦有新的理解。韩愈视“受业”为师者的重要职责，认为师者所授之业为儒家的“六艺经传”[42]。“六艺”即“六经”，“传”即对“经”的解释。《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43]，这说明孔子是将“六艺”的内容分为“四科”进行教学。范仲淹亦主张以“六经”或“四科”作为教学内容，如云：

敦六籍以恢本，发“四科”以彰善。[44]

四科：一曰徳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45]

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46]

但范仲淹他对于学习经典的方法有独到和深入的理解。他反对只要求学生默守背诵经文，不求经旨的教学方法。他多次指出，这种教学方法培养的士人“虽济济盈庭”，但“求有才有识之士十无一二”[47]。范仲淹所说的“有才有识之士”，是指精通典籍，富有文化和理论修养，但又擅长国计民生，精通文韬武略的有用之才。为达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范仲淹主张以经世致用之学取代专务诗赋墨义的空疏之学，这是范仲淹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师道思想的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范仲淹对不根乎经籍、无关教化的空疏文风、学风和教风多有批评，他极力主张以经世致用之学教授学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国家需要的有用人才。他明确地说：

使天下奇士，学经纶之盛业，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48]

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我器用，辅我风教。[49]

经世致用之学的特点是明体达用，内圣外王。即要求士人在通经的基础上发挥治国安邦的实际功用，这与胡瑗所创立的“明体达用之学”不谋而合。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以其于天圣末和景祐初在吴中一带讲学时所创立的“苏湖教法”暨“明体达用之学”而闻名当世，备受推崇。据《文献通考》记载：

安定先生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50]

另据《宋元学案》载：

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凡教授二十余年。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51]

“苏湖教法”又称为“分斋”教学法，其特点是将“经义”及“时务”作为教学内容，但将其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然后根据学生的特点分别进行教育，前者为“明体”，后者为“达用”，这体现了因材施教和体用兼备的教育思想。“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的教育理念相吻合，故范公于景祐二年在苏州创立府学时，曾聘请胡瑗为教授。庆历兴学时，范仲淹又将“苏湖教法”引入了太学，后又推荐胡瑗“升之太学”[52]为教。

对于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胡瑗的高足刘彝曾评价说：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53]

作为教育家的胡瑗，同范仲淹一样，也反对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的浅薄文风，反对国家以文词取士，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诸生，结果成就了一代教育美事，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若说学者明夫体用，以政教为本之学风的形成，皆归功于胡瑗一人，则未免夸大其词。事实上，胡瑗的成长与范公的提携奖掖有密切关系，其“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有密切联系，故刘彝对乃师的评价，“不仅掩盖了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而且对胡瑗教育思想也欠缺更加深入的理解。”[54]

事实上，早在天圣三年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对“体用本末”不明，脱离实际的文风和教风就提出了批评，他指出：

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55]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他也指出：

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56]

范仲淹所说“本”和“源”，是指经术；“末”和“流”是指文风和吏治，他认为由于为学者不明经术，所以文风益浇，士无廉让，吏治败坏。在此，他虽然还没有明确地将经术和治事联系起来，但用“体用本末”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教学问题的倾向已很明显。

如前所述，范仲淹认为为学必须“宗经”，必须“根乎经籍”，必须“敦六籍以恢本”，科举也必须“先之以六经”，这表明他视六经为教学之“本”，虽然他没有使用“体”的概念，但六经为“体”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另须注意的是，范仲淹所说的六经为“本”，是指六经作为先王之“道”和形上之“体”，对现实的人伦日“用”具有指导意义，故他说如能“乐古人之道”，则“进可为卿大夫”以治国，“退可为乡先生”[57]以化民。可见，范仲淹所理解“体”“用”关系，不仅是“明体达用”和“学以致用”，还包括“因用得体”和“体因用明”之意，也就是说，“体”如果不能指导“用”，“体”的存在就是无意义的。这表明范仲淹的经世致用之学更强调经术与治事之间的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范仲淹认为，实现儒学复兴、“回向三代”之治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教育，“尊严师道”。为此，他对师道的内涵作了新的学理阐释。至于在实践中采取何种措施“尊严师道”，范仲淹认为必须从“立师资”和“重师礼”两方面做起。

二、“立师资”

范仲淹强调名师对于办学育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一卷之书，必立之师”[58]，“非有讲贯，何以发明？”[59]于是他呼吁在兴学办教的同时也强调“立师资”[60]。在他的从政和教育实践中，所到之处无不热心延聘、推荐名师到地方和中央的各级学校任教，以充实师资队伍，这是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的重要内容。

1、通经达道

范仲淹“立师资”的标准是很高的。在他看来，只有通经达道、博学多才之士才堪任教师。他心目理想的师者形象是：“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材，正在此矣。”[61]他认为只有理想的师者才会“善教”，而只有“善教”者才能培育“三代之英”。他说：

盖将成尔之徳，激清学校，腾休都邑。俾夫多士耸善，庶邦成流，格美俗于诗书，被颂声于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复三代之英。[62]

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范仲淹称赞王洙“素负文藻，深明经义”[63]，后来在《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中又称赞他“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64]在《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中，他称赞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称赞李觏“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是“鸿儒硕学”[65]。在《举张问孙复状》中，他称赞孙复“素负词业，深明经术”[66]。这些人正因道德才学的卓越，才被范仲淹延聘或举荐为师。

范仲淹将聘请名师、兴学办教作为于庆历兴学的重要内容。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

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

臣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67]

在他的奏请下，朝廷于庆历四年三月乙亥下诏：

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谴，以名闻。[68]

诏书规定，各路州县皆立学，教师从本路所属官员中选拔，每三年一轮换；如果官员不足，就从乡里挑选博学有道之士充任，也是三年为一任期，这样州县办学就有了充分的师资保障。

范仲淹在地方和中央为官时，都热心延聘、举荐教师到各级学校任教。早在出仕之处，在广德任司理参军时，他就关注和重视广德的文化教育事业。据汪藻记载：“初，广德人未知学，公得名士三人为之师，于是郡人之擢进士者相继。”广德当初文化教育落后，经过范仲淹的延师办学，广德文风渐盛，景祐后考中进士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之后的为政和教学生涯中，范仲淹先后聘请和举荐过的著名学者有胡瑗、孙复、李觏、王洙等，这些人都为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胡瑗以“苏湖教法”暨“明体达用之学”培养的人才最多，成就最大。据《年谱》载：

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当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69]

另据《宋史》范仲淹本传记载：

纯祐性英悟自得，尚节行。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父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瑗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纯祐尚未冠，辄白入学，齿诸生之末，尽行其规，诸生随之，遂不敢犯。自是苏学为诸郡倡。[70]

据上可知，范仲淹在苏州创立了州学，并将所得风水宝地南园辟为学校，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还聘请大儒胡瑗为教授，讲授“明体达用之学”[71]，范仲淹令诸子从之学。胡瑗是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学校制定了良密学规，范纯祐率先“尽行其规”，结果学风整肃。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胡瑗创立的“苏湖教法”独步当世，此据《文献通考》记载：

安定先生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72]

“苏湖教法”重视“经义及时务”，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精神，这与范仲淹的教育理念相吻合，庆历兴学时，范仲淹将此教法引入了太学。因有优良的学风和教学方法，故东南学术之昌，自苏州建学始。

2、恪守“师道”

范仲淹认为为师者必须忠于职守，恪守师道。他称赞戚同文是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的“绝徳至行，高尚不仕”[73]之士，又说：“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74]他主张：“吾辈方扣圣门，宜循师道。”[75]如何“循师道”呢？他概括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于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向方。”[76]意为教师的教学活动必须有助于国家的教化，使人民接受正确的思想引导，思古向善；同时要传授文化知识，使学生熟悉典籍。可见，师道主要表现为“传道”和“授业”两项，教师必须恪守此道。同时，教师因能恪守师道而为国家所“贵”，这是范仲淹“尊严师道”思想之本意。

范仲淹也曾从教为师。天圣五年，他应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执掌应天府学。在此期间，他为人师表，恪守师道，在教务、教学方面精益求精，作出了很大成绩。据《范集》之《言行拾遗事录》记载：

（范）公常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时观何书？”其人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77]

范仲淹注重对学校的规范管理，训督有法度，学生起居皆立时刻，要求严格；注重学风建设，要求学生诚实守信，勤奋学习；注重教风建设，他为人师表，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材施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在他的严格管理下，应天书院办的很成功，培养的人才也很多。

范仲淹还热心帮助学生，留下了一段知遇“穷秀才”孙复的佳话。据《东轩笔录》记载：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唯阳，孙亦辞去。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78]

穷愁潦倒的孙复曾四举进士不第，为赡养老母，他曾两次索游到睢阳上谒范仲淹。范仲淹慷慨相赠并补以学职，帮助孙复解决生计之忧，然后授以《春秋》，鼓励他“安于为学”。孙复也不负范仲淹的重望，退居泰山，发奋苦学，十年后成为讲授《春秋》的名家，著有《春秋尊王发微》等著作，成为复兴儒学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庆历二年，范仲淹和富弼“皆言先生（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国子监直讲，召为迩英殿祗候说书”[79]。

范仲淹亦官亦师，在从政为宦之时，也热心培育人才，不改师者本色。天圣初年，他在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期间结识了富弼，他很欣赏这位年轻人，认为是“王佐才也”[80]，故对其多有眷顾，并教之以文，告知以道，从此奠定了两人“师友僚类，殆三十年”[81]的密切关系。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富弼深情回顾了与范仲淹的这段交往：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82]

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期间，富弼为书院举子，富弼为范公门生。当时晏殊正欲择婿，经范公的美荐，晏殊择富弼为婿。据《宋元学案》记载：

晏元献判南京，文正权掌西监，晏属之择婿。文正曰：“监中有二举子，富弼、张为善，皆有文行，可婿。”晏问孰优，曰：“富修谨，张疏俊。”晏取先生为婿。

后来富弼的科举之途多舛，曾举进士不中。天圣八年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又鼓励推荐他应制科，结果举“茂才异等”：

果礼部试下。西归，范文正公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遂举茂才异等。[83]

富弼在《祭范文正公文》中对此事亦有回顾，他说：“肇复制举，我掸大科，公实激之。”可见作为师友的范仲淹，他在富弼的成长之路上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范仲淹也指导过大儒张载。康定元年，范公在陕西统兵御夏期间，年仅二十一岁的张载求见范公，希望弃笔从戎，但范公识才，反而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以《中庸》。据史载：

（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84]

范公的指导对张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他先是研读《中庸》，而后又出入于佛老，最后返诸《六经》而成为理学巨擘，这与范仲淹的劝导不无关系。所以全祖望说：“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85]

可见，范仲淹所说的“立师资”，不仅仅是教师因知识和才能而“立”，更重要的是因其“道行”而“立”。即教师不仅要博学多能，还要“体道”和“弘道”，进而为人师表，冠乎群伦，这才是师道的完整意义。为师者只有恪守此师道，才能得到“尊严”。反之，如果“师道不振，斯文销散”[86]或“师道既废，文风益浇”[87]，那么“尊严师道”就无从谈起。

三、“重师礼”

范仲淹认为“尊严师道”还表现为“重师礼”[88]。所谓“重师礼”就是尊师重教。这首先表现为对于教师的善待，其次表现为对于儒家师门之礼的遵守。

1、敦奖名教

善待师者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如云：“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89]又云：“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90]

首先，他认为对于已有功名官位的为师者要给予敦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他奏请朝廷对已任贺州富川县主簿、但曾充任应天府书院说书已三年的王洙，“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另在《奏举姚嗣宗充学官》中，他说姚嗣宗“文笔奇峭，有古人风格，兼通经术，宜置国庠”，故乞奏朝廷“特授一学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与转原官。”[91]

其次，范仲淹继承了孔孟的独立士人精神，认为对于“岩穴草泽之士”也要给予敦奖。他在《上执政书》中说：

至于岩穴草泽之士，或节义敦笃，或文学高古，宜崇聘召之礼，以厚浇竞之风。国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举，不逾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适以为辱，何敦劝之有乎？[92]

对于蛰居在民间的节义饱学之士，范公认为朝廷要以聘召之礼厚待之，即不能只授予其“助教”身份，还要给予其更高的学术地位和荣誉，这样可抑制浇竞之风，敦劝天下。

范仲淹践行此说，景祐二年，他在苏州创立府学时，就直接聘布衣胡瑗为“苏州教授”；皇祐元年，他又举荐“草泽”李觏为官，其《荐李觏并录进礼论等状》云：

臣伏见建昌军草泽李觏，前应制科，首被召试。有司失之，遂退而隐，竭力养亲，不复干禄，乡曲俊异，从而师之。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杨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赐采收，识者嗟惜，可谓遗逸者矣。臣窃见往年处州草泽周启明，工于词藻；又江宁府草泽张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泽龙昌期，并老于经术。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奖劝。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93]

范公认为李觏虽为“草泽”，但“善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故特奏请朝廷授官，以示奖劝。

再次，范仲淹重视医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94]的理想。他视“医道”为“儒道”，为此他主张敦奖“医师”。他在《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中说：

《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医事为大，著于典册。我祖宗朝，置天下医学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

范仲淹认为“医事为大”，先王和就曾敦奖“医师”，祖宗朝也曾设“医学博士”，亦有敦奖之意，不过未曾令其教授生徒。范仲淹将敦奖“医师”的主张落在了实处，他鉴于“今京师生人百万，医者千数，率多道听，不经师授，其误伤人命者日日有之。”的局面，谏议在京师选择医术高明且“能讲说医书”者为“医师”，设置“官学”教授生徒，所有医生必须经过官学培训、考核方可行医，其“医道精深高等者”，还可入翰林院。另外，京师外所有诸道州府的“医学博士”，也要教授生徒，并“选官专管”，对于学有所长、医术高明者也予以相应的褒奖。通过这些举措，可达到“所贵天下医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济甚广，为圣人美利之一也。”[95]的目的。

2、师门之礼

范仲淹认为，遵守儒家师门之礼是“重师礼”的更重要的表现形式。他视先师孔子作为人文化成之王，应当享有最崇高的礼仪，后世帝王不能以对待臣下之礼来对待孔子，故他在《景祐重建至圣文宣王庙记》中说：

荡荡乎惟道为大，……盖后之明王遵道贵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礼，享之于大学，昭斯文之宗焉。[96]

因孔子是“斯文之宗”，儒道为大，故后世帝王对孔子应尊之以王礼，并供奉于学校，以彰显“儒道”的神圣和庄严。在《邠州建学记》中，范仲淹对将夫子庙迁于新建学宫的做法非常赞赏，他说：

增其庙度，重师礼也；广其学宫，优生员也。[97]

范仲淹认为将夫子庙扩建于学宫是“重师礼”的体现，而广建学宫则体现了对儒生的善待。

在《岁寒堂三题》序中，范仲淹告诫范氏子弟：“可以为友，可以为师。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徳可长矣。”[98]可见在范公看来，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故对于为师者，范仲淹向来以礼相待，如对胡瑗，他就“爱而敬之”。据《宋元学案》记载：

（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99]

范公不仅对胡瑗“爱而敬之”，他隆师礼，重师道，对一切鸿儒硕学如张载、李觏、孙复、石介等皆诱掖劝奖，左提右挈，终使“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100]

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他称赞睢阳先生“以贲于丘园，教育为乐。”而其弟子门人亦能继承睢阳遗风，“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清徳素行，贵而能贫。”因此，他希望南京书院诸生“不孤师门之礼教”。他说：

不负国家之乐育，不孤师门之礼教，不忘朋簪之善导，孜孜仁义，惟日不足，庶几乎刊金石而无愧也。[101]

按全祖望的说法，“高平实发原于睢阳戚氏”[102]，可见范仲淹本身就是戚同文学派的思想传人。他也继承了“不孤师门之礼教”的门风，严守儒门师教，不负师训。在《饶州谢上表》中他自称：

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庶从师训，无负天心。[103]

范仲淹说“师训”体现“天心”，“天心”即天道。范公勉励自己，在州郡为官要布施良政，在朝廷为臣要贞节不屈，总之要严守“师训”，不负先圣之意。

范公对有师恩于他的师者皆能以礼相待，他与晏殊的交往就很能说明范这一点。范仲淹在年龄上还长晏殊两岁，但晏殊出道较早，并于天圣五年任南京留守时邀请范仲淹执掌应天府学，还于天圣六年推荐范仲淹担任馆职。晏殊的知遇举荐，对范仲淹的成长产生了重要作用，故范仲淹对晏殊终身执门生弟子之礼。

范仲淹与晏殊有很多诗歌书信往来。景祐元年，范仲淹谪守睦州，到达睦州不久，他便写信给晏殊，告诉他这里的社会治理状况不太理想，还谈及了他的一些作为，如抑制豪强，扶弱济贫，播行仁义等，结果社会风气有所好转。其信中还云：

乃延见诸生，以博以约，非某所能，盖师门之礼训也。[104]

这是说他还召见了当地的儒生，并培养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发挥教化的作用，伸张正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风气。对于这些举措及成效，范仲淹说都是老师教育的结果，并非自己有能力，他不过是遵守“师门之礼训”而已。

皇祐元年，已六十一岁的范仲淹由邓州迁知杭州。途中，他执弟子礼，专程拜访了时知陈州的晏殊，两人诗酒唱和，欢聚数日。范仲淹的《过陈州上晏相公》云：

曩由清举玉宸知，今觉光荣冠一时。

曾入黄扉陪国论，重求绛帐就师资。

谈文讲道浑无倦，养浩存真绝不衰。

  独愧铸颜恩未报，捧觞为寿献声诗。[105]

范仲淹说自己一生的荣光皆因恩师当年的举荐，如今自己已年迈，但师恩未报，实感惭愧，只能举杯献诗祝恩师长寿。他说与恩师谈文讲道毫无倦意，并赞美恩师“养浩存真”，感激之情，发自肺腑。

此事堪称尊师重教的佳话。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赞之曰：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服。[106]

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虽“重师礼”但并不盲从师礼。天圣七年，范仲淹因上章反对仁宗于冬至日率百官为刘太后贺寿而得罪权贵，并因此遭贬。可以理解的是，范仲淹的举动让他的举主——晏殊感到了恐慌。据史载：

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缪辱公举，每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获罪门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书遗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谢焉。[107]

针对晏殊的“狂率邀名”指责，范仲淹并不屈服，而是“正色抗言”，据理力争。随后范仲淹又写了《上资政晏侍郎书》，对晏殊的“好奇邀名”指责进行了详细申辩，好在晏殊也是明达之士，最终“愧谢”范仲淹。此事表明，范仲淹对晏殊的尊重，是建立在道义而非盲从的基础上，这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