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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
2024-3-29   发表人:范国强 张俊英   编辑:管理员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

 

范国强  张俊英[1]

 

摘  要:范仲淹一生为官各地全力兴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为宋代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移风易俗,实现天下大治。将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相联系。尊师重道,注重发现和选拔名师任教,在教学内容上推崇儒家经典,在人才教育选拔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在教学实践中因材施教,率先垂范作好言传身教,崇尚道德厉行名节,树立榜样的力量。改革科举重视实学,开设武举发展医学等专科,培养专业实用人才。范仲淹作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开创者,其兴教立学之功,杰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影响了整个北宋的学风和世风,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启迪。

关键词:范仲淹;学校教育;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Fan Zhongyan'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Research

 

Fan Guoqiang  Zhang Junying

(1.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2.China institute of  FanZhongyan Research  Beijing  100142  China3.Liupanshui Normal College Liupanshui Guizhou 553001China)

 

Abstract Fan Zhongyan spent his entire life as an official in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It is advoc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chools to train talents to change the customs and customs will achieve the rule of the world. Link development education to talent development.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stressing, paying attention to discovering and selecting famous teachers to teach, advoc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in teaching content, and insisting on morality and talents as the leader in talent education selection.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taking the lead in making good words and deeds, advocating morality, and setting an example.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practical lea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Wuju Development Medicine and other specialti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talents with professional skills. As the pioneer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practices influenced the style and style of the entir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had a majo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left many valuabl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Fan Zhongyan; school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ought; educational practice;

 

 

范仲淹(989¾1052),字希文,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谥“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一生出将入相,名重竹帛;功业文章,传诵千古;人格道德,彪炳青史;壮志情怀,俎豆千秋。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杰出的、优秀的、影响深远的人物[1]。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倡州县兴学,奠定了我国九百余年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主要散见于其著作、奏疏、书信之中,给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和启迪,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郡县立学、发展教育

范仲淹重视发展地方教育、建设郡县之学的思想其实早已有之,并非始于庆历新政的州县兴学。新政之前,范仲淹就曾多次建议朝廷要“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2]237。范仲淹认为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而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提出“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主师资,聚群材,陈正道, 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2]237。主张通过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进而移风易俗,实现天下大治。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初仕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为从九品职司治理狱讼的下阶文官,教育也并非其本职工作。广德与今江苏常州、浙江湖州接壤,地处皖南山区,文化比较落后,范仲淹到任不久,就在这里筹建校舍、开设学堂,延请鸿儒名士为师,发展教育。此后,“郡之人擢进士第者,相继于时”[3],人们求学之风日盛,学校教育得到了不断发展。景佑元年(1034),范仲淹贬知睦州(今杭州淳安),到任不到半年,“拓庙西垣,建置学舍,树立讲堂”[4],为睦州州学打下基础。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移守学校并不兴盛的故乡苏州(今苏州市区),奏请苏州立郡学,并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5]10271。在范仲淹的关怀下,“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5]10271,以兴学养士为政教之本,苏州府学名冠东南,文化教育活动从此得到了兴盛发展。后人评价曰“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6]。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在风景秀丽的妙果院迁建饶州郡学。宝元元年(1038),范仲淹知润州(今江苏镇江),面对州学房舍规模狭小,破败不堪的现状,进行了扩建修葺,聘博学之士30余人为师资,又请著名学者李觏讲学。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改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再次邀请李觏到越州执教。此后在宋代,江浙文风之盛甲于全国。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得到宋仁宗的大部分采纳,开始施行新政,“诏天下建郡县之学”[2]195-196,创办地方教育,掀起了全国各地第一次真正的普遍办学热潮,“庠序之设,遍于宇内,自庆历始”[7]。全国办学兴学之风兴盛,取得了“人才众多,风俗美盛”[8]的效果。欧阳修曾评论说:“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9]572-574,“海域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9]634-635。据许怀林先生统计,宋代文化最发达的江西路,州县有学81所,其中56所建于庆历以后,占69%[10]

庆历五年(1045),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出朝廷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在贬谪之地,仍大力推行教育,他到任后就于邠州城南选址修建学社,建成了当时西北地区规模相当大的示范性官学,陶铸英才。庆历七年(1047),范仲淹又移守邓州(今邓州市区),在百花洲畔建花洲书院,常到花洲书院的春风堂讲学。范仲淹在各地为官,所到之处,均把兴学施教放在重要位置,并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各地兴学办校活动,以培养经世济民的统治人才,作为政府各级官吏的后备队伍。从此以后,兴学、讲学之风日盛,书院继续兴起。元代李祁曾说:“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劝奖,以成就天下之士。”[2]1190有章可循的学校教育从此为社会所重视,并逐步发展完善,奠定了我国九百余年地方教育体系的基础,范仲淹将发展教育与人才培养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这一历史功绩将永载中国教育史册。

二、尊师重道、延请明师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关键。荀子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1]3“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11]13唐代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12]范仲淹也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师道”的确立作为整个教育的重心,“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3],“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14]431

范仲淹认为教师对学校的兴衰,教育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办好学校,必须重视名师的发现和选拔,访求学识渊博,德才兼备,人品高洁,热心教育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范仲淹不遗余力的向朝廷推荐德高望重的名师、大儒到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任教。范仲淹对教师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但要学识渊博,通晓经文经义,传授经旨词业和治国治人之道;还要才德俱佳,力行仁义道德,以身作则,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发扬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

大教育家胡瑗是宋代学术开创者之一,自幼立下“以圣贤自期许”[15]的远大志向,治学严谨。在苏州、湖州郡学讲学时,总结出著名的“苏湖教法”,范仲淹向朝廷大力推崇,并聘请胡瑗担任导师。胡瑗订立的学规相当完备,管教部分尤其严格,重视修身养性,分别讲求经典大义和探讨实际学问,学生要研究经传的真义,培养治学的能力,学以致用。胡瑷的教学,明“体”(道德仁义)达“用”(政事文学),学风优良,闻名天下。胡瑗的教育活动体现了范仲淹培养“经邦济世人才”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模式使范仲淹得到不少启发和经验,也加强了兴学校改科举的信心。除胡瑗之外,范仲淹还荐拔了孙复、李觏、张载等志趣高尚,学识渊博,淡泊名利,热心教育,呕心沥血,关心学生的名师硕儒担任太学教官,培养了政治家富弼,著名将领狄青等。

范仲淹倡导“尊师重道,延请名师”的主张,对保障办学,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6]。宋代中期的名臣贤士多出于胡瑗、孙复、李觏、张载门下,不仅学子众多,而且很多人都以他们为榜样,不仅潜心求取学问,而且随时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做人,这些学子中不少人名彪青史,范仲淹和胡瑗、孙复、李觏、张载等人功不可没,这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为宋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推崇六经、厉行名节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继承了孔子的基本主张,在教学内容方面对儒学经典最为重视,在课程设置上开设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六经可谓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范仲淹把“宗经”作为培养经国致世人才的首要内容,认为“六经”是智慧的源泉,是经邦治国、安邦临民、析疑辩难、奏事断狱之百科全书。范仲淹认为要把国家治理好,没有比先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了;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鼓励大家学习更重要的了;鼓励大家学习没有比推崇儒家六经更重要了。即“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2]237推崇儒家六经对于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人才是很有进步意义,很有远见卓识的,这也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

范仲淹在教育与选拔用人上一直坚持崇德尚才高度统一,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的原则,推崇孔子之说,循其成法。“孔子之辨门人,标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语,四曰文学。以四科辨之,思过半矣。”[2]156即德才兼备者可以大用。德行,指道德品质操守,儒家的标准皆以道德为首;政事,为治政的能力,管理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才干;言语和文学指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古人常说的道德、文章、学问,加上才能,这是一个十分完备的高标准。范仲淹认为教育具有“激扬善恶,澄清天下”[2]210改变社会风气的特殊功能,只要“慎选举之方”,“敦教育之道”[2]210在崇尚道德的前提下选拔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就能化育士风,端正浇薄陋旧世风,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范仲淹一生崇尚道德,厉行名节,认为重才以重德为前提,倡导名教教化,为宋代士林新风作出了表率。《宋史·范仲淹传》:“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4]10271《宋史·忠义传序》也称范仲淹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络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4]13149。范仲淹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2]191;“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2]191。范仲淹对人才培养目标一向崇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逆则独善其身,实现内圣外王的完善统一。

四、率先垂范、因材施教

范仲淹非常赞赏孟子的名言:“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2]220认为教学不仅是老师教,更重要的是学生学。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守母丧于南京,应晏殊之请出掌应天府府学,主持享有盛名的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应天书院,并任府学教席。编有《赋林衡鉴》,还为学生写下大量律赋,“求制礼作乐之才,尚经天纬地之业”[2]508,至今此书的序文和不少律赋都保存在《范仲淹文集》之中。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对士人“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2]210。其旨在培养品学兼优、学用一致的士子,先后就读于此地的有张方平、孙复、石介等名流。“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2]862。尊师重道,师道尊严,通过书院的教化而逐渐蔚然成风[17]

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范仲淹为了深入了解学生、关心学生,经常住在学堂之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18]182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式教育,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推行教学计划,避免盲目性。“因材施教”是他这一教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孙复、张载、狄青等人情况各异,范仲淹以敏锐的眼光进行调查分析,对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引导和教育,使他们最终成长为名臣、良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范仲淹在兴教办学的教育实践与学生的教学互动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此后书院教育形成了良好风气,影响了整个北宋的学风和世风。

五、重视实学、经世致用

范仲淹所处时代,正值“危机四伏,内忧外患”[9]645,急需大批用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才帮助建立和加强封建秩序,而把“宗经”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但范仲淹虽然把儒家学说置于空前高度,却并不排斥荀、墨等其他学派,对儒、释、道各派教育中的积极成分也兼收并蓄。

宋初科举取士制度,沿袭了晚唐诗赋取士之风,进士以诗赋为主,明经以记诵为功,考生重诗赋而轻策论。范仲淹认为这样的科举制度不一定能够选拔出贤良,也难以选拔真正地人才,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明显。需要在考试内容上进行变革,以解决人才危机的局面。

为了选择经邦济世的实用人才,范仲淹力主改革、改进科举制度,并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法:进士考试分为策、论、诗赋三场,帖经、墨义并罢,“先策论,以观其大要”[2]210注重贯通道理和论析问题的能力;“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2]210。“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2]529,注重通经明理,使之与学校教育相一致。“三场通考去留, 旧试贴经、墨义并罢。”[19]科举的评定标准是:“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2]529策论、词赋全面衡量,优等者即放官,次等者不选。侧重经义与时政,强调论辩析理能力,可以真正选任“通经旨”、“明理道”的实用人才,具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

范仲淹强调了开展实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不仅要培养经邦治国之才,而且还要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实用人才。针对宋代边患重重,将帅匮乏,战事绵绵,人才重缺的现实,范仲淹的教育思维开明开放,提出“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2]200认为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主张选择差堪造就之才,授之以文韬武略。不仅重视对文职官吏的选拔培养,而且设武举培养将才和文武兼备的将帅,培养大批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人才以应北宋与西夏、与辽战争之急需。范仲淹发现作战勇敢的狄青,授之以《左氏春秋》,“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兵术,由是益知名”[2]911,后来狄青成为著名的一代名将,建立了赫赫功勋。

范仲淹出身社会基层,深知民间疾苦,对医学等其他实学的理解颇为深刻,因此在改革教育时,创意开设医学专科,培养选拔医学人才。范仲淹在《奏乞在京并诸道医学教授生徒》中建议:“乞于翰林院选医师三五人,于武成王庙召京城习医者,教以诊脉,并修合药饵。”[2]641,在京师和诸州遴选名医,“讲授《素问》、《难经》等医典,召习医生徒听学。”[14]431培育医学医务人才。范仲淹推崇前代“以医事为大”,“医师掌医之政令,岁终考其医事,以制其禄”[2]641的医学行政管理和医学教育、考核制度,提出建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在首都及各地设置医科学校,通过系统训练,培养精通医术的合格医师。

范仲淹对医学知识评价很高,认为“看《素问》一遍,则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疾自此去矣。”[2]670“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2]1446范仲淹自身就很重视医学知识学习,医学造诣很高,范仲淹之后不少封建士大夫往往以自己研究《黄帝内经》的造诣作为炫耀的资本。

六、结语

范仲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的治国之材,通过教育培养一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经国致世才能,教育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2]529因此“必首崇学校,而风化之。”[2]335并提出了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把国家治理好,没有比先培养人才更重要的了;培养人才的方法,没有鼓励大家学习更重要的了;鼓励大家学习没有比推崇儒家六经更重要了。即“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2]237“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2]212。“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2]220提倡开展实学教育,培养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和实用的经邦济世人才,“至乃选用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而求获矣”[2]195,以备用时之需。

范仲淹在近四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心系教育事业,为官各地,全力兴学,坚持不懈的致力于发展宋代教育事业,为宋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庆历兴学的初衷就在于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使士子在学生时期就“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2]429,一旦步入仕途,便会“列于朝则制礼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从善”[2]152,由此使王道兴。范仲淹一生荐举和培养了大批人才,不仅有出类拔萃的一流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也有智勇兼备的将帅,善于理财的经济学家,名重后世的文学家。

范仲淹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略,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光耀千古。在办学形式上,书院制度的创办,官私学的合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书院教育也被教育史学者誉为中国教育的奇葩;在教育制度上,无论官私学,中央和地方学校,均淡化了等级观念,出现平民化倾向,从而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尤其基础教育的普及,宋代教育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进行了反复实践和探索,教育科举改革的措施更是意义深远[20]

宋代教育思想活跃,异彩纷呈,学派林立,理论建树十分出色,哲理思辨论题发人深省,范仲淹作为宋代教育的改革开创者,其兴学之功,教化之泽,荐才之德,以及杰出的思想实践,不仅在宋代教育史上光辉璀璨,而且影响深远。被王安石誉称为“一世之师”,黄庭坚评其为“当时文武第一人”,朱熹赞誉其为“本朝第一流人物”,元好问认为范仲淹是“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2]1256的圣贤,对其推崇备至。“其功烈与日月争光”[21],“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2]1244为我们今天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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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国强,男,汉族,浙江杭州人。范仲淹30世孙。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著名学者,当代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性社团专家评估组组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哲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研究。主编《范文正公全集》《范仲淹研究文集》《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等学术专著20余部。主编大型《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获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贡献奖。主讲《范公思想与当代精神》系列讲座,在全国高校、党政机关、部队战区和各省市著名《大讲堂》演讲60余场,受到广泛热烈的欢迎。

张俊英,男,汉族,陕西商州人,中共党员,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范仲淹研究会(CIFR)理事、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CHS)会员、特聘研究员,中国知网(CNKI)评审专家库专家,《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评审专家,《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室主任、责任编辑,六盘水市哲学社会科学新型智库专家,六盘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六盘水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市档案馆(市地方志办)方志专家、人才库成员。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哲学伦理学,范仲淹思想学术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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